发布时间：2022-09-01 17:27:21
紀昀評此詩說：“前半純是比體。如此措辭，自無痕迹。”“比”，即“以彼物比此物”；而“以彼物比此物”，就很難不露痕迹。但這四句詩，卻是不露“比”的痕迹的。
“參橫鬥轉”，是夜間渡海時所見；“欲三更”，則是據此所作的判斷。曹植《善哉行》：“月沒參橫，北鬥闌幹。”這說明“參橫鬥轉”，在中原是指天快黎明之時的景象。而在海南，則與此不同，王文诰指出：“六月二十日海外之二、三鼓時，則參已早見矣。”這句詩寫了景，更寫了人。一是表明“欲三更”，黑夜已過去了一大半；二是表明天空是晴朗的，剩下的一小半夜路也不難走。因此，這句詩調子明朗，可見當時詩人的心境。而在此之前，還是“苦雨終風”，一片漆黑。連綿不斷的雨叫“苦雨”，大風叫“終風”。這一句緊承上句而來。詩人在“苦雨終風”的黑夜裏不時仰首看天，終于看見了“參橫鬥轉”，于是不勝驚喜地說：“苦雨終風也解晴。”
三、四兩句，就“晴”字作進一步抒寫。“雲散月明”，“天容”是“澄清”的；風恬雨霁，星月交輝，“海色”也是“澄清”的。這兩句，以“天容海色”對“雲散月明”，仰觀俯察，形象生動，連貫而下，靈動流走。而且還用了句内對：前句以“月明”對“雲散”，後句以“海色”對“天容”。這四句詩，在結構方面又有共同點：短句分兩節，先以四個字寫客觀景物，後以三個字表主觀抒情或評論。唐人佳句，多渾然天成，情景交融。宋人造句，則力求洗練與深折。從這四句詩，既可看出蘇轼詩的特點，也可看出宋代詩的特點。
三、四兩句看似寫景，而詩人意在抒情，抒情中又含議論。就客觀景物說，雨止風息，雲散月明，寫景如繪。就主觀情懷說，始而說“欲三更”，繼而說“也解晴”；然後又發一問：“雲散月明”，還有“誰點綴”呢？又意味深長地說：“天容海色”，本來是“澄清”的。而這些抒情或評論，都緊扣客觀景物，貼切而自然。僅就這一點說，已經是很有藝術魅力的好詩了。
然而上乘之作，還應有言外之意。三、四兩句，寫的是眼前景，語言明淨，不會讓讀者直接覺得得用了典故。但仔細尋味，又“字字有來曆”。《晉書·謝重傳》載：謝重陪會稽王司馬道子夜坐，“于時月夜明淨，道子歎以爲佳。重率爾曰：‘意謂乃不如微雲點綴。’道子戲曰：‘卿居心不淨，乃複強欲滓穢太清耶？’”（參看《世說新語·言語》）“雲散月明誰點綴”一句中的“點綴”一詞，即來自謝重的議論和道子的戲語，而“天容海色本澄清”則與“月夜明淨，道子歎以爲佳”契合。這兩句詩，境界開闊，意蘊深遠，已經能給讀者以美的感受和哲理的啓迪；再和這個故事聯系起來，就更能讓人多一層聯想。王文诰就說：上句，“問章惇也”；下句，“公自謂也”。“問章惇”，意思是：你們那些“居心不淨”的小人掌權，“滓穢太清”，弄得“苦雨終風”，天下怨憤。如今“雲散明月”，還有誰“點綴”呢？“公自謂”，意思是：章惇之流“點綴”太空的“微雲”既已散盡，天下終于“澄清”，強加于他的誣蔑之詞也一掃而空。冤案一經昭雪，他這個被陷害的好人就又恢複了“澄清”的本來面目。從這裏可以看出，如果用典貼切就可以豐富詩的内涵，提高語言的表現力。
五、六兩句，轉入寫“海”。三、四句上下交錯，合用一個典故；這兩句則顯得有變化。“魯叟”指孔子。孔子是魯國人，所以陶淵明《飲酒詩》有“汲汲魯中叟”之句，稱他爲魯國的老頭兒。孔子曾說過“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論語·公冶長》），意思是：我的道在海内無法實行，坐上木筏子飄洋過海，也許能夠實行吧！蘇轼也提出過改革弊政的方案，但屢受打擊，最終被流放到海南島。在海南島，“飲食不具，藥石無有”，盡管和黎族人民交朋友，做了些傳播文化的工作；但作爲“罪人”，是不可能談得上“行道”的。此時渡海北歸，回想多年來的苦難曆程，就發出了“空餘魯叟乘桴意”的感慨。這句詩，用典相當靈活。它包含的意思是：在内地，他和孔子同樣是“道不行”。孔子想到海外去行道，卻沒去成；他雖然去了，并且在那裏呆了好幾年，可是當他離開那兒渡海北歸的時候，卻并沒有什麽“行道”的實績值得他自慰，隻不過空有孔子乘桴行道的想法還留在胸中罷了。這句詩，由于巧妙地用了人所共知的典故，因而寥寥數字，就概括了曲折的事，抒發了複雜的情；而“乘桴”一詞，又準确地表現了正在“渡海”的情景。“軒轅”即黃帝，黃帝奏樂，見《莊子·天運》：“北門成問于黃帝曰：‘帝張鹹池之樂于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複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蘇轼用這個典，以黃帝奏鹹池之樂形容大海波濤之聲，與“乘桴”渡海的情境很合拍。但不說“如聽軒轅奏樂聲”，卻說“粗識軒轅奏樂聲”，就又使人聯想到蘇轼的種種遭遇及其由此引起的心理活動。就是說：那“軒轅奏樂聲”，他是領教過的；那“始聞之懼，複聞之怠，卒聞之而惑”，他是親身經曆、領會很深的。“粗識”的“粗”，不過是一種诙諧的說法，口裏說“粗識”，其實是“熟識”。
尾聯推開一步，收束全詩。“茲遊”，直譯爲現代漢語，就是“這次出遊”或“這番遊曆”，這首先是照應詩題，指代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但又不僅指這次渡海，還推而廣之，指自惠州貶儋縣的全過程。1094年（紹聖元年），蘇轼抵惠州貶所，不得簽書公事。他從1097年（紹聖四年）六月十一日與蘇轍訣别、登舟渡海，到1100年（元符三年）六月二十日渡海北歸，在海南島渡過了三個年頭的流放生涯。這就是所謂“茲遊”。下句的“茲遊”與上句的“九死南荒”并不是互不相承的兩個概念，那“九死南荒”，即包含于“茲遊”之中。不過“茲遊”的内容更大一些，它還包含此詩前六句所寫的一切。
弄清了“茲遊”的内容及其與“九死南荒”的關系，就可品出尾聯的韻味。“九死”，多次死去的意思。“九死南荒”而“吾不恨”，是由于“茲遊奇絕冠平生”，看到了海内看不到的“奇絕”景色。然而“九死南荒”，全出于政敵的迫害；他固然達觀，但也不可能毫無恨意。因此，“吾不恨”畢竟是詩的語言，不宜呆看。這句既含蓄，又幽默，對政敵的調侃之意，也見于言外。
蘇轼（1037─1101）宋代文學家、書畫家。字子瞻，號東坡居士，世稱蘇東坡。眉州眉山（今屬四川）人。出身于有文化教養的寒門地主家庭。祖父蘇序是詩人，父蘇洵長于策論，母程氏親授以書。嘉祐二年（1057）參加禮部考試，中第二名。仁宗殿試時，與其弟蘇轍同科進士及第。因母喪回蜀。嘉祐六年（1061）經歐陽修推薦，應中制科第三等，被任命爲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任期滿後值父喪歸裏。熙甯二年（1069）還朝任職，正是王安石推行新法的時期。他強調改革吏治，反對驟變。認爲「慎重則必成，輕發則多敗。」因意見未被采納，請求外調，從熙甯四年（1071）起，先後任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知州。每到一處，多有政績。元豐二年（1079），禦史中丞李定等人摘取蘇轼詩句深文周納，羅織罪名，以謗讪新政的罪名逮捕入獄。5個月後被貶黃州爲團練副使。元豐八年（1094）哲宗立，任用司馬光，廢除新法。蘇轼調回京都任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知制诰等職，由于與當政者政見不合，再次請調外任。先後任杭州、颍州、揚州知州。後遷禮部兼端明殿、翰林待讀兩學士。紹聖元年（1094）哲宗親政後，蘇轼又被一貶再貶，由英州、惠州，一直遠放到儋州（今海南儋縣）。直到元符三年（1100）徽宗即位，才遇赦北歸。死于常州。宋孝宗時追谥文忠。蘇轼政治上幾經挫折，始終對人生和美好事物有着執着的追求。他的思想主體是儒家思想，又吸收釋老思想中與儒家相通的部分，保持達觀的處世态度。文學主張與歐陽修相近。要求有意而言，文以緻用。重視文學的藝術價值。蘇轼是北宋中期的文壇領袖，文學巨匠，唐宋八大家之一。其文縱橫恣肆，其詩題材廣闊，清新豪健，善用誇張、比喻，獨具風格。詞開豪放一派，與辛棄疾并稱「蘇辛」。創作以詩歌爲多，計)2700餘首，題材豐富多樣。詩中表現了對國家命運和人民疾苦的關切，特别是對農民的同情。如《荔枝歎》、《陳季常所蓄朱陳村嫁娶圖》、《五禽言》、《吳中田婦歎》等。描寫自然景物的詩寫得精警有新意，耐人尋味。如《有美堂暴雨》、《題西林壁》等。詩歌還反映了各地的風土人情和生活畫面，無事不可入詩。寫物傳神，奔放靈動，觸處生春，極富情韻，成一代之大觀。散文成就很高，爲唐宋八大家之一，談史議政的文章氣勢磅礴，善于騰挪變化。叙事記遊的散文既充滿詩情畫意，又深含理趣。《喜雨亭記》、《石鍾山記》、前後《赤壁賦》是其代表作品。詞作多達三百四五十首，突破了相思離别、男歡女愛的藩籬，反映社會現實生活，抒寫報國愛民的情懷。「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包括對農民生活的表現。詞風大多雄健激昂，頓挫排宕。語言和音律上亦有創新。「指出向上一路，而新天下耳目」。在詞的發展史上開創了豪放詞派。代表作品有《江城子·密州出獵》、《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念奴嬌·赤壁懷古》等。愛情詞、詠物詞均有佳作，表現出多樣化的藝術風格。傳世有《東坡全集》、《東坡樂府》。
纪昀评此诗说：“前半纯是比体。如此措辞，自无痕迹。”“比”，即“以彼物比此物”；而“以彼物比此物”，就很难不露痕迹。但这四句诗，却是不露“比”的痕迹的。
“参横斗转”，是夜间渡海时所见；“欲三更”，则是据此所作的判断。曹植《善哉行》：“月没参横，北斗阑干。”这说明“参横斗转”，在中原是指天快黎明之时的景象。而在海南，则与此不同，王文诰指出：“六月二十日海外之二、三鼓时，则参已早见矣。”这句诗写了景，更写了人。一是表明“欲三更”，黑夜已过去了一大半；二是表明天空是晴朗的，剩下的一小半夜路也不难走。因此，这句诗调子明朗，可见当时诗人的心境。而在此之前，还是“苦雨终风”，一片漆黑。连绵不断的雨叫“苦雨”，大风叫“终风”。这一句紧承上句而来。诗人在“苦雨终风”的黑夜里不时仰首看天，终于看见了“参横斗转”，于是不胜惊喜地说：“苦雨终风也解晴。”
三、四两句，就“晴”字作进一步抒写。“云散月明”，“天容”是“澄清”的；风恬雨霁，星月交辉，“海色”也是“澄清”的。这两句，以“天容海色”对“云散月明”，仰观俯察，形象生动，连贯而下，灵动流走。而且还用了句内对：前句以“月明”对“云散”，后句以“海色”对“天容”。这四句诗，在结构方面又有共同点：短句分两节，先以四个字写客观景物，后以三个字表主观抒情或评论。唐人佳句，多浑然天成，情景交融。宋人造句，则力求洗练与深折。从这四句诗，既可看出苏轼诗的特点，也可看出宋代诗的特点。
三、四两句看似写景，而诗人意在抒情，抒情中又含议论。就客观景物说，雨止风息，云散月明，写景如绘。就主观情怀说，始而说“欲三更”，继而说“也解晴”；然后又发一问：“云散月明”，还有“谁点缀”呢？又意味深长地说：“天容海色”，本来是“澄清”的。而这些抒情或评论，都紧扣客观景物，贴切而自然。仅就这一点说，已经是很有艺术魅力的好诗了。
然而上乘之作，还应有言外之意。三、四两句，写的是眼前景，语言明净，不会让读者直接觉得得用了典故。但仔细寻味，又“字字有来历”。《晋书·谢重传》载：谢重陪会稽王司马道子夜坐，“于时月夜明净，道子叹以为佳。重率尔曰：‘意谓乃不如微云点缀。’道子戏曰：‘卿居心不净，乃复强欲滓秽太清耶？’”（参看《世说新语·言语》）“云散月明谁点缀”一句中的“点缀”一词，即来自谢重的议论和道子的戏语，而“天容海色本澄清”则与“月夜明净，道子叹以为佳”契合。这两句诗，境界开阔，意蕴深远，已经能给读者以美的感受和哲理的启迪；再和这个故事联系起来，就更能让人多一层联想。王文诰就说：上句，“问章惇也”；下句，“公自谓也”。“问章惇”，意思是：你们那些“居心不净”的小人掌权，“滓秽太清”，弄得“苦雨终风”，天下怨愤。如今“云散明月”，还有谁“点缀”呢？“公自谓”，意思是：章惇之流“点缀”太空的“微云”既已散尽，天下终于“澄清”，强加于他的诬蔑之词也一扫而空。冤案一经昭雪，他这个被陷害的好人就又恢复了“澄清”的本来面目。从这里可以看出，如果用典贴切就可以丰富诗的内涵，提高语言的表现力。
五、六两句，转入写“海”。三、四句上下交错，合用一个典故；这两句则显得有变化。“鲁叟”指孔子。孔子是鲁国人，所以陶渊明《饮酒诗》有“汲汲鲁中叟”之句，称他为鲁国的老头儿。孔子曾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意思是：我的道在海内无法实行，坐上木筏子飘洋过海，也许能够实行吧！苏轼也提出过改革弊政的方案，但屡受打击，最终被流放到海南岛。在海南岛，“饮食不具，药石无有”，尽管和黎族人民交朋友，做了些传播文化的工作；但作为“罪人”，是不可能谈得上“行道”的。此时渡海北归，回想多年来的苦难历程，就发出了“空余鲁叟乘桴意”的感慨。这句诗，用典相当灵活。它包含的意思是：在内地，他和孔子同样是“道不行”。孔子想到海外去行道，却没去成；他虽然去了，并且在那里呆了好几年，可是当他离开那儿渡海北归的时候，却并没有什么“行道”的实绩值得他自慰，只不过空有孔子乘桴行道的想法还留在胸中罢了。这句诗，由于巧妙地用了人所共知的典故，因而寥寥数字，就概括了曲折的事，抒发了复杂的情；而“乘桴”一词，又准确地表现了正在“渡海”的情景。“轩辕”即黄帝，黄帝奏乐，见《庄子·天运》：“北门成问于黄帝曰：‘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吾始闻之惧，复闻之怠，卒闻之而惑；荡荡默默，乃不自得。’”苏轼用这个典，以黄帝奏咸池之乐形容大海波涛之声，与“乘桴”渡海的情境很合拍。但不说“如听轩辕奏乐声”，却说“粗识轩辕奏乐声”，就又使人联想到苏轼的种种遭遇及其由此引起的心理活动。就是说：那“轩辕奏乐声”，他是领教过的；那“始闻之惧，复闻之怠，卒闻之而惑”，他是亲身经历、领会很深的。“粗识”的“粗”，不过是一种诙谐的说法，口里说“粗识”，其实是“熟识”。
尾联推开一步，收束全诗。“兹游”，直译为现代汉语，就是“这次出游”或“这番游历”，这首先是照应诗题，指代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但又不仅指这次渡海，还推而广之，指自惠州贬儋县的全过程。1094年（绍圣元年），苏轼抵惠州贬所，不得签书公事。他从1097年（绍圣四年）六月十一日与苏辙诀别、登舟渡海，到1100年（元符三年）六月二十日渡海北归，在海南岛渡过了三个年头的流放生涯。这就是所谓“兹游”。下句的“兹游”与上句的“九死南荒”并不是互不相承的两个概念，那“九死南荒”，即包含于“兹游”之中。不过“兹游”的内容更大一些，它还包含此诗前六句所写的一切。
弄清了“兹游”的内容及其与“九死南荒”的关系，就可品出尾联的韵味。“九死”，多次死去的意思。“九死南荒”而“吾不恨”，是由于“兹游奇绝冠平生”，看到了海内看不到的“奇绝”景色。然而“九死南荒”，全出于政敌的迫害；他固然达观，但也不可能毫无恨意。因此，“吾不恨”毕竟是诗的语言，不宜呆看。这句既含蓄，又幽默，对政敌的调侃之意，也见于言外。
苏轼（1037─1101）宋代文学家、书画家。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出身于有文化教养的寒门地主家庭。祖父苏序是诗人，父苏洵长于策论，母程氏亲授以书。嘉祐二年（1057）参加礼部考试，中第二名。仁宗殿试时，与其弟苏辙同科进士及第。因母丧回蜀。嘉祐六年（1061）经欧阳修推荐，应中制科第三等，被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任期满后值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还朝任职，正是王安石推行新法的时期。他强调改革吏治，反对骤变。认为「慎重则必成，轻发则多败。」因意见未被采纳，请求外调，从熙宁四年（1071）起，先后任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知州。每到一处，多有政绩。元丰二年（1079），御史中丞李定等人摘取苏轼诗句深文周纳，罗织罪名，以谤讪新政的罪名逮捕入狱。5个月后被贬黄州为团练副使。元丰八年（1094）哲宗立，任用司马光，废除新法。苏轼调回京都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职，由于与当政者政见不合，再次请调外任。先后任杭州、颍州、扬州知州。后迁礼部兼端明殿、翰林待读两学士。绍圣元年（1094）哲宗亲政后，苏轼又被一贬再贬，由英州、惠州，一直远放到儋州（今海南儋县）。直到元符三年（1100）徽宗即位，才遇赦北归。死于常州。宋孝宗时追谥文忠。苏轼政治上几经挫折，始终对人生和美好事物有着执着的追求。他的思想主体是儒家思想，又吸收释老思想中与儒家相通的部分，保持达观的处世态度。文学主张与欧阳修相近。要求有意而言，文以致用。重视文学的艺术价值。苏轼是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文学巨匠，唐宋八大家之一。其文纵横恣肆，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创作以诗歌为多，计)2700余首，题材丰富多样。诗中表现了对国家命运和人民疾苦的关切，特别是对农民的同情。如《荔枝叹》、《陈季常所蓄朱陈村嫁娶图》、《五禽言》、《吴中田妇叹》等。描写自然景物的诗写得精警有新意，耐人寻味。如《有美堂暴雨》、《题西林壁》等。诗歌还反映了各地的风土人情和生活画面，无事不可入诗。写物传神，奔放灵动，触处生春，极富情韵，成一代之大观。散文成就很高，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谈史议政的文章气势磅礴，善于腾挪变化。叙事记游的散文既充满诗情画意，又深含理趣。《喜雨亭记》、《石钟山记》、前后《赤壁赋》是其代表作品。词作多达三百四五十首，突破了相思离别、男欢女爱的藩篱，反映社会现实生活，抒写报国爱民的情怀。「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包括对农民生活的表现。词风大多雄健激昂，顿挫排宕。语言和音律上亦有创新。「指出向上一路，而新天下耳目」。在词的发展史上开创了豪放词派。代表作品有《江城子·密州出猎》、《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念奴娇·赤壁怀古》等。爱情词、咏物词均有佳作，表现出多样化的艺术风格。传世有《东坡全集》、《东坡乐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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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标题：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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