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06-27 10:52:16
公元404年（晉安帝元興三年），陶淵明已四十歲了，爲生活所迫，出任鎮軍将軍劉裕的參軍，赴京口（今江蘇鎮江）上任。往昔的生活經曆使他對官場的黑暗已經有了十分深切的了解，口腹自役，這與作者的本性又格格不入，行經曲阿（今江蘇丹陽）時，他寫下了這首詩，訴說内心的矛盾和苦悶。
陶詩總的特點是親切、平易。其述志諸作多如朋友相聚，一杯在手，話語便從肺腑間自然流出。初看似略不經意，細讀卻深有文理。這首詩便正是如此。
全詩可分四段。首四句爲第一段，自叙年輕時淡泊自持之志。作者談到自己從小就對世俗事務毫無興趣，隻在彈琴讀書中消磨時間。雖然生活窮苦，卻也怡然自得。此話果真。作者不止一次地說過自己“少無适俗韻，性本愛丘山”，顔延之的《陶徵士诔》也說他“弱不好弄，長實素心”。然而，又不完全如此。因爲作者在《雜詩》之五中說過“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遠翥”這樣的話，可見他本來曾經有過大濟天下蒼生的宏偉抱負。作者之隐居躬耕，除了個性的原因外，更主要的是由于受“闾閻懈廉退之節，市朝驅易進之心”、“密網裁而魚駭，宏羅制而鳥驚”的污濁而黑暗的現實之所迫。那麽，作者這裏開宗明義，先講自己年青時的生活志趣是什麽意思呢？應該說，一個人對往日美好事物的追憶，常常就是對現實處境不滿的一種曲折反映。作者強調自己年青時寄身事外、委懷琴書的生活，實際就表達了他對今天迫不得已出仕的自我譴責，對即将到來的周旋磬折、案牍勞形的仕宦生涯的厭惡。
雖然作者厭惡仕宦生活，然而他又以道家随運順化的态度來對待自己迫不得已的出仕，把它看作是一種命運的安排。既然如此，那就無須與命運抗争，盡可以安心從政，把它當作人生長途上的一次休息好了。第二段“時來苟冥會，宛辔憩通衙”等四句對自己的出仕之由就作了這樣的解釋。但是，通衢大道畢竟不能久停車馬，因此這休息就隻能是小憩而已，與園田的分别也就隻能是暫時的。作者正是抱着這樣的态度和打算，坦然應征出仕了。
從“眇眇孤舟逝”至“臨水愧遊魚”八句爲第三段，叙作者旅途所感。抱着随順自然，不與時忤的宗旨和暫仕即歸的打算登上小舟，從悠閑、甯靜、和平的山村駛向充滿了險惡風波的仕途，剛出發心情也許還比較平靜，但随着行程漸遠，歸思也就漸濃。行至曲阿，計程已千裏有餘，這時詩人的思歸之情達到了極點。初出發時的豁達态度已爲濃重的後悔情緒所替代。他甚至看見飛鳥、遊魚亦心存愧怍，覺得它們能各任其意，自由自在地在天空翺翔、在長河中遊泳，自己卻有違本性，踏上仕途，使自己的心靈和行動都受到了無形的束縛。“目倦川途異”四句深刻地表達了詩人内心對此行的厭倦和自責情緒。
最後四句爲第四段，叙作者今後立身行事的打算：随運順化，終返田園。這一段可看作全詩的總結。“真想初在襟”之“真想”，就是第一段中寄懷琴書，不與世事之想；“誰謂形迹拘”之“形迹”，就是如今爲宦之形，出仕之迹。作者從旅途的愧悔心情中悟出仕宦實非自己本性所願，也悟出自己願過隐居淡泊生活的本性并未喪失，既然如此，按道家“養志者忘形”（《莊子·讓王》）的理論，那麽形迹就可以不拘。在宦在田，都無所謂。這與作者在《乙巳歲三月爲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詩中所說“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意思大體相近。但是，作者的後悔和自責，就是說明他已經覺得自己“心爲形役”了，爲什麽還要說“誰謂形迹拘”呢？作者這裏是安慰自己：我沒有爲形迹所拘；是鼓勵自己：我不會爲形迹所拘！從表面上看來理直氣壯的反诘，其實是作者爲了求得心理平衡、爲了從後悔情緒中掙脫出來而對自我的重新肯定。“聊且憑化遷，終返班生廬”二句，前一句是作者對目前處境的對策，後一句是作者對今後出處的打算：姑且順着自然的變化，随遇而安吧，但是，我最終肯定要返回田園的。（“班生廬”典出班固《幽通賦》“裏上仁之所廬”，指仁者、隐者所居之處）後二句出于本性，是作者的真實思想和決心，也是全詩的中心意旨所在；前一句則出于理智，是作者根據道家思想所制定的處世原則，在表面豁達的自我安慰中隐約流露出無可奈何的悲哀。這短短四句話所表現的作者的思想感情，實是十分豐富，耐人尋味的。
由以上粗淺的分析，讀者不難看出這首詩層次非常清晰，吐露自己赴任途中的内心感受和心理變化，既坦率，又細膩含蓄，确是作者精心結撰的佳作。這可算是此詩的一個重要特點。
陶詩的遣詞造句，常于平淡中見精采。粗讀一過，不見新奇；細細品味，則頗有深意。如“時來苟冥會”一句，寫作者在應征入仕這樣一種“時運”到來之際，既不趨前迎接，亦不有意回避，而是任其自然交會。一個“會”字，十分傳神地表現了作者委運乘化，不喜不懼的道家人生态度。又如“目倦川途異”一句，一本“異”作“永”，依筆者拙見，“異”字遠勝于“永”字。從浔陽至曲阿，沿途既有長江大川，亦有清溪小流，既有飛峙江邊的匡廬，亦有婉蜒盤曲的鍾山，可謂美不勝收。一個“異”字便涵蓋了江南的山水之勝。然而面對如此美景，酷愛大自然的詩人卻感到“目倦”，使人奇怪。對景物之“目倦”，實際正反映了作者對出仕之“心倦”。“倦”、“異”二字，含義何等豐富。其他如“宛辔憩通衢”之“憩”字，“暫與園田疏”之“暫”字等，也都是傳神阿堵。
陶淵明(365-427)，一名潛，字元亮，浔陽柴桑(今江西九江市西南)人，是中國文學史上的大詩人。他出身于一個官僚家庭，曾祖陶侃做過大司馬，祖父陶茂、父親陶逸都做過太守。縣令一類的官。外祖孟嘉做過征西大将軍。不過到了他的時代，家境已經衰落，所以他一生過着窮困的生活。他處在一個晉、宋易代的時期，政治的黑暗，階級鬥争的尖銳，民族矛盾的激化，都深深地影響着他。他青年時期懷有大志，但是後來和黑暗現實一接觸，便使這種思想發生了變化。中年時期爲饑寒所迫，曾做過幾任小官。晚年時期完全過着躬耕的生活。陶淵明的作品，現存的有詩歌一百二十多首，散文六篇，辭賦兩篇。其中成就高的是描寫田園生活的詩歌，即所謂「田園詩」。這些詩歌反映了他鄙夷功名利祿的高遠理想、志趣和守志不阿的耿介品格，反映了他對污濁現實的憎惡和對淳樸的農村生活的熱愛。正象魯迅所說：「可見他于世事也并沒有遺忘和冷淡」(《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他不但有「悠然見南山」的一面，還有「金剛怒目」式的一面。他歌詠了那些曆史上和神話傳說中失敗而不屈的英雄，贊揚了那些壯烈犧牲的人物。當然，他的作品也明顯流露了消極的樂天知命和人生無常的思想，也流露了一些頹廢沒落情緒。他的詩的風格平淡、自然，語言簡潔、含蓄，渾厚而富有意境，在我國古代詩歌史上獨具特色。陶淵明作品的注本，今存較早的本子是宋刊巾箱本李公煥《箋注陶淵明集》。另外，有比較最通行的本子是陶澍集注《靖節先生集》。
以上就是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的介紹,希望大家喜歡!
公元404年（晋安帝元兴三年），陶渊明已四十岁了，为生活所迫，出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赴京口（今江苏镇江）上任。往昔的生活经历使他对官场的黑暗已经有了十分深切的了解，口腹自役，这与作者的本性又格格不入，行经曲阿（今江苏丹阳）时，他写下了这首诗，诉说内心的矛盾和苦闷。
陶诗总的特点是亲切、平易。其述志诸作多如朋友相聚，一杯在手，话语便从肺腑间自然流出。初看似略不经意，细读却深有文理。这首诗便正是如此。
全诗可分四段。首四句为第一段，自叙年轻时淡泊自持之志。作者谈到自己从小就对世俗事务毫无兴趣，只在弹琴读书中消磨时间。虽然生活穷苦，却也怡然自得。此话果真。作者不止一次地说过自己“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颜延之的《陶徵士诔》也说他“弱不好弄，长实素心”。然而，又不完全如此。因为作者在《杂诗》之五中说过“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这样的话，可见他本来曾经有过大济天下苍生的宏伟抱负。作者之隐居躬耕，除了个性的原因外，更主要的是由于受“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的污浊而黑暗的现实之所迫。那么，作者这里开宗明义，先讲自己年青时的生活志趣是什么意思呢？应该说，一个人对往日美好事物的追忆，常常就是对现实处境不满的一种曲折反映。作者强调自己年青时寄身事外、委怀琴书的生活，实际就表达了他对今天迫不得已出仕的自我谴责，对即将到来的周旋磬折、案牍劳形的仕宦生涯的厌恶。
虽然作者厌恶仕宦生活，然而他又以道家随运顺化的态度来对待自己迫不得已的出仕，把它看作是一种命运的安排。既然如此，那就无须与命运抗争，尽可以安心从政，把它当作人生长途上的一次休息好了。第二段“时来苟冥会，宛辔憩通衙”等四句对自己的出仕之由就作了这样的解释。但是，通衢大道毕竟不能久停车马，因此这休息就只能是小憩而已，与园田的分别也就只能是暂时的。作者正是抱着这样的态度和打算，坦然应征出仕了。
从“眇眇孤舟逝”至“临水愧游鱼”八句为第三段，叙作者旅途所感。抱着随顺自然，不与时忤的宗旨和暂仕即归的打算登上小舟，从悠闲、宁静、和平的山村驶向充满了险恶风波的仕途，刚出发心情也许还比较平静，但随着行程渐远，归思也就渐浓。行至曲阿，计程已千里有余，这时诗人的思归之情达到了极点。初出发时的豁达态度已为浓重的后悔情绪所替代。他甚至看见飞鸟、游鱼亦心存愧怍，觉得它们能各任其意，自由自在地在天空翱翔、在长河中游泳，自己却有违本性，踏上仕途，使自己的心灵和行动都受到了无形的束缚。“目倦川途异”四句深刻地表达了诗人内心对此行的厌倦和自责情绪。
最后四句为第四段，叙作者今后立身行事的打算：随运顺化，终返田园。这一段可看作全诗的总结。“真想初在襟”之“真想”，就是第一段中寄怀琴书，不与世事之想；“谁谓形迹拘”之“形迹”，就是如今为宦之形，出仕之迹。作者从旅途的愧悔心情中悟出仕宦实非自己本性所愿，也悟出自己愿过隐居淡泊生活的本性并未丧失，既然如此，按道家“养志者忘形”（《庄子·让王》）的理论，那么形迹就可以不拘。在宦在田，都无所谓。这与作者在《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诗中所说“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意思大体相近。但是，作者的后悔和自责，就是说明他已经觉得自己“心为形役”了，为什么还要说“谁谓形迹拘”呢？作者这里是安慰自己：我没有为形迹所拘；是鼓励自己：我不会为形迹所拘！从表面上看来理直气壮的反诘，其实是作者为了求得心理平衡、为了从后悔情绪中挣脱出来而对自我的重新肯定。“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二句，前一句是作者对目前处境的对策，后一句是作者对今后出处的打算：姑且顺着自然的变化，随遇而安吧，但是，我最终肯定要返回田园的。（“班生庐”典出班固《幽通赋》“里上仁之所庐”，指仁者、隐者所居之处）后二句出于本性，是作者的真实思想和决心，也是全诗的中心意旨所在；前一句则出于理智，是作者根据道家思想所制定的处世原则，在表面豁达的自我安慰中隐约流露出无可奈何的悲哀。这短短四句话所表现的作者的思想感情，实是十分丰富，耐人寻味的。
由以上粗浅的分析，读者不难看出这首诗层次非常清晰，吐露自己赴任途中的内心感受和心理变化，既坦率，又细腻含蓄，确是作者精心结撰的佳作。这可算是此诗的一个重要特点。
陶诗的遣词造句，常于平淡中见精采。粗读一过，不见新奇；细细品味，则颇有深意。如“时来苟冥会”一句，写作者在应征入仕这样一种“时运”到来之际，既不趋前迎接，亦不有意回避，而是任其自然交会。一个“会”字，十分传神地表现了作者委运乘化，不喜不惧的道家人生态度。又如“目倦川途异”一句，一本“异”作“永”，依笔者拙见，“异”字远胜于“永”字。从浔阳至曲阿，沿途既有长江大川，亦有清溪小流，既有飞峙江边的匡庐，亦有婉蜒盘曲的钟山，可谓美不胜收。一个“异”字便涵盖了江南的山水之胜。然而面对如此美景，酷爱大自然的诗人却感到“目倦”，使人奇怪。对景物之“目倦”，实际正反映了作者对出仕之“心倦”。“倦”、“异”二字，含义何等丰富。其他如“宛辔憩通衢”之“憩”字，“暂与园田疏”之“暂”字等，也都是传神阿堵。
陶渊明(365-427)，一名潜，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市西南)人，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大诗人。他出身于一个官僚家庭，曾祖陶侃做过大司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做过太守。县令一类的官。外祖孟嘉做过征西大将军。不过到了他的时代，家境已经衰落，所以他一生过着穷困的生活。他处在一个晋、宋易代的时期，政治的黑暗，阶级斗争的尖锐，民族矛盾的激化，都深深地影响着他。他青年时期怀有大志，但是后来和黑暗现实一接触，便使这种思想发生了变化。中年时期为饥寒所迫，曾做过几任小官。晚年时期完全过着躬耕的生活。陶渊明的作品，现存的有诗歌一百二十多首，散文六篇，辞赋两篇。其中成就高的是描写田园生活的诗歌，即所谓「田园诗」。这些诗歌反映了他鄙夷功名利禄的高远理想、志趣和守志不阿的耿介品格，反映了他对污浊现实的憎恶和对淳朴的农村生活的热爱。正象鲁迅所说：「可见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他不但有「悠然见南山」的一面，还有「金刚怒目」式的一面。他歌咏了那些历史上和神话传说中失败而不屈的英雄，赞扬了那些壮烈牺牲的人物。当然，他的作品也明显流露了消极的乐天知命和人生无常的思想，也流露了一些颓废没落情绪。他的诗的风格平淡、自然，语言简洁、含蓄，浑厚而富有意境，在我国古代诗歌史上独具特色。陶渊明作品的注本，今存较早的本子是宋刊巾箱本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另外，有比较最通行的本子是陶澍集注《靖节先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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