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2-04-16 01:05:02
知道潘玉良，是因爲看了李嘉欣主演的《畫魂》，那裏面的李美人照例木木的，也照例美得石破天驚。在此之前，扮演過潘玉良的還有鞏俐，也是難得一見的大美人。于是形成了對潘玉良的初步印象：一個長得很美卻命運多舛的女畫家。
後來看到潘玉良的自畫像，不禁大吃了一驚，畫中的潘玉良身材壯碩、五官粗放，看上去一點都不美，恕我直言：不僅不美，還有點兒醜。我還以爲是我的審美出了問題，出于好奇去查了些資料，結果資料上顯示，不少見過潘玉良本人的人都說她長得一點都不好看。據熟識她的人說，潘玉良是個又矮又胖、長着一個獅子鼻并且嘴唇很厚的醜女人。
真實的潘玉良遠比影視劇裏那個美得驚人的潘玉良更有震撼力，誰都不能否定，外貌是女人天生的通行證，長得不好看的人，人生相對來說總是要艱難一點。這更增加了我對潘玉良的好奇，一個完全不漂亮的女人，究竟是以什麽力量完成了從雛妓到侍妾再到畫家的三級跳呢？
潘玉良的人生，寫出來就是一部現成的電影劇本，難怪導演們如此鍾情拍她的故事。
她本來姓陳，自幼父母雙亡，隻好跟着舅舅生活。舅舅有次賭輸了，于是把年僅13歲的她賣到了安徽蕪湖的一家妓院。無奈入風塵，這完全不是她的錯，後來卻被存心不良的人當成了攻擊她的理由。
由于長得不出挑，她在妓院是做燒火丫頭，幹的是又粗又累的活。鸨母還逼她接客，她誓死不從，一次次從妓院中逃跑出來，又一次次被捉回去毒打，中間她還試圖跳水、上吊，均因看管過嚴而未遂。
17歲時，走投無路的她在妓院裏唱歌，歌聲如泣如訴，引起了一個人的注意，那就是蕪湖鹽督潘贊化。潘贊化在日本早稻田大學留過洋，是個新派人物，他被眼前這個可憐而又剛烈的女子所打動，決定爲她贖身。
縱然以現在的眼光來考量，潘贊化也是一個胸襟開闊、有情有義的好男人。從古至今，救風塵的英雄豪傑并不少，可是救的都是清一色的美人兒，隻有潘贊化，伸手援助的是一個長得一丁點兒也不漂亮的小姑娘，而且這姑娘脾氣還挺大的。将潘玉良塑造成一個傾國傾城的大美人，無疑削弱了潘贊化的人格力量。
潘贊化幫助小玉良主要是出于同情，純屬義舉，并無一分一毫的私心。他本來想将她送回親戚家，但她主動提出，想留在他身旁，哪怕做一個貼身小丫頭。
以他的襟懷，自然不會讓她做個小丫頭，于是收了她做妾室。他待她是很珍重的，雖然是娶妾，也辦了正式的結婚儀式，證婚人正是他的莫逆之交、大名鼎鼎的陳獨秀。
在娶她之前，他沒有動過要她報答的心思在娶她之後，他則竭盡全力地呵護她。他親自教她識字，還請來老師教她畫畫。他對她，沒有一絲一毫地看輕，知道她受過太多的苦，所以加倍地憐惜她。
正是因爲這份恩義，潘玉良始終對潘贊化感念不已，她毅然将自己的姓改成了“潘”，在自己的名字之前冠以他的姓氏，因爲他不僅給了她婚姻，更給了她重生的機會。一個沒念過什麽書、十幾歲才開始學畫畫的人，居然在老師的調教下展現出了驚人的繪畫天賦。
如果按照舊式小說的發展，嫁給潘贊化的潘玉良應該溫良恭謹，夫唱婦随。可是她偏偏不願意隻做個溫順的小妾，她要畫畫！不是在家裏畫幾筆自娛，而是跑出去到處求學畫畫，先是考上了上海美術專科學校，後來索性遠渡重洋跑到了巴黎。
畫畫也就罷了，陸小曼也畫，潘素也畫，連宋美齡都要畫幾筆國畫呢。她們畫畫，隻是當成怡情養性的手段，畫的也大多是清雅的花鳥山水。潘玉良呢，不畫則已，一畫就畫起了人體，而且還是裸體女子，這在當時，是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的。
在潘玉良習畫的那個年代，政府是不允許人們畫裸體的，她就趁去浴室洗澡時偷偷地畫，有次差點被一個大胖女人打了出來。回到家裏，她對着鏡子，忽然想到：“我自己不就是很好的模特嗎？”想到這裏，她就脫掉衣服，對着鏡子開始畫鏡中的自己。
除了畫人體外，她在言行中也不拘小節。一次和同學外出寫生時，潘玉良到雷峰塔牆圈裏小便，這時一夥男同學過來了，同學喊潘玉良快出來。潘玉良蹲在裏面說：“誰怕他們！他們管得着我撒尿嗎？”
還有一次，大家讨論起一個女詩人以狗爲伴、與公狗相交的八卦，潘玉良無所顧忌地發言說：“公狗比男人好，至少公狗不會洩露人的隐私。”
人一特立獨行，就容易成爲衆矢之的。有人挖掘出潘玉良曾爲雛妓的“豔史”，一名女同學甚至要求退學，“誓不與妓女同校”。
隻有潘贊化，仍然一如既往地支持她、包容她，在獲悉她的困境後拿出錢來資助她去法國留學。
潘玉良在法國考上了裏昂國立美術專科學校，與徐悲鴻同校，專攻油畫。她在留學近九個年頭後回國，一度确實也在老師劉海粟及同學徐悲鴻執辦的美院當過教授，并且出版畫冊，舉辦展覽。即便如此，人們并沒有停止對她的攻擊和诋毀。在她舉辦的一次畫展上，展出了一幅優秀人體習作《人力壯士》，某一天被人貼了一個紙條，上面寫着：“妓女對嫖客的頌歌。”
我總覺得，對于曾經有過所謂“污點”的人，人們表面上再尊敬，骨子裏仍然很有優越感，仿佛是因爲他們的包容，那些人才能擺脫身上的污點獲得重生。可是潘玉良這個人呢，好像完全不把在妓院待過當成“污點”，她理直氣壯地畫人體，理直氣壯地當教授，理直氣壯地辦畫展，一點也不瑟縮，一點也不收斂，這就惹怒了當時的社會主流。
連潘贊化的大夫人也看不過眼，跑到上海來将她叫回家，無比威嚴地宣布：“不要以爲你在外面當了教授，就可以和我平起平坐了。在這個家裏，我永遠是大的，你永遠是小的！”
既然險惡逼仄的環境容不下她，那就走吧，去一個更遠更大、沒有流言的地方。1937年，42歲的潘玉良再次去國離鄉，潘贊化依舊送她到黃浦江碼頭，他将蔡锷送給他的懷表送給愛人作爲臨别紀念。這一去就是40年，直至老死，她再也沒有回過中國。
這40年間，她和潘贊化一直隔岸相望，從來沒有中斷過聯系。潘贊化常常給她寄宣紙，還托人給她帶去國内的物品，有一段時期，潘玉良特别想回國，潘贊化去信暗示國内風雨交加，不宜歸來。如果她執意回國，估計躲不開那個年代的風風雨雨。
“遐路思難行，異域一雁聲。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這是多年後，潘玉良給潘贊化寫下的一首相思之詩。當時中法尚未建交，潘贊化過世兩年後，潘玉良才從大使館的人口中得知他去世的消息，悲痛欲絕。
既然如此，爲何潘玉良不回國呢？我覺得不是她不愛潘贊化，而是她更愛繪畫。她不是那種可以用生命去戀愛的女人，卻是可以用生命去畫畫的女人。她堅持留在巴黎，是因爲這裏開放包容的環境更适合她創作，有傳聞稱她和徐悲鴻創作理念不同，而當時徐悲鴻在國内是權威人物，她不願意回國去聽他的那一套。
在巴黎時，潘玉良自稱“三不女人”：不談戀愛，不加入外國籍，不依附畫廊拍賣作品。她終日待在一個窄小的閣樓裏，全心投入畫畫。由于不善經營，她日子過得很苦，身體又不好，以至于老年靠一點救濟金過日子。
老了之後，她比年輕時更加不好看了，有人說她唱京劇中的黑頭連妝都不用化，一個女性朋友去探訪她，她披着大衣站在窗口迎接，看在人眼裏活像一隻大猩猩。
這時她的生命中出現了第二個男人。他叫王守義，是早年去法國勤工儉學的留學生，開了一家中餐館。文化水平不高的王守義，卻立誓要将所掙的錢财來資助留學生中的藝術家們。他一直資助潘玉良，潘玉良有空的時候，也會去他的餐館坐坐，唱一段京劇。
就是這個男人，給了潘玉良在異國他鄉唯一的一點溫暖。他不僅僅是在生活上照顧她，還幫她接洽畫商，保管畫作，至今我們所見到的幾千件潘玉良畫作，都是他不惜重金、費盡千辛萬苦從法國運回中國的。爲了這份恩情，潘玉良爲王守義做了一個雕塑，至死都擺放在她的卧室裏。
對于潘玉良來說，一個潘贊化，一個王守義，都是那個渡她的人。潘贊化成就了她，王守義則守護着她。身爲女子，潘玉良不幸生得不好看，又不幸生于惡濁之世，濁浪滔天中，幸而有他們用溫情撐起的一葉小舟，送她一程又一程。
潘玉良終身都以潘贊化的妾室自居，雖然晚期和王守義同居過也是如此。在異鄉漂泊了40年後，潘玉良在貧病交加中死去，臨終前向守在她旁邊的王守義交代了三個遺言：第一，死後爲她換上一套旗袍，因爲她是中國人第二，将她一直帶在身邊的鑲有她跟潘贊化結婚照的項鏈和潘贊化送給她的臨别禮物懷表交給潘家後代第三，一定要把她的作品帶回祖國。
王守義不負所托，傾力完成了她的遺願。就在她去世之後不久，他也因惡疾去世，朋友們把他葬進了潘玉良所在的墓穴，這兩個異鄉人，總算在去世後可以相伴抵禦漂泊在外的孤寂。
與電影中的浪漫故事相比，潘玉良的真實人生，總是透露着一股凄涼和苦澀。很多人提起這位民國最知名的女畫家來，不免爲她感到唏噓。以世俗的觀念來看，她生前是一個典型的失敗者，沒有美貌，沒什麽朋友，沒有錢，最後連健康都失去了。她的後半生，多半和貧病兩個字糾纏在一起。
而這一切，隻不過緣于她熱愛畫畫。如果她不選擇畫畫，或者畫風不那麽大膽的話，她原本可以留在國内，生活在愛人的羽翼之下，過着安穩的生活。如果可以重來，她還會這麽選擇嗎？
直到我看了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之後才明白，潘玉良和毛姆筆下的思特裏克蘭德是一類人，思特裏克蘭德原本是個證券經紀人，家庭美滿，生活安定，有一天卻忽然抛妻棄子離家出走，最後自我放逐去了太平洋的一個小島。别人質問他爲何放着好好的日子不過非得這樣折騰，他回答說：“我必須畫畫，就像溺水的人必須掙紮。”
被夢想擊中的人其實是沒得選擇的，思特裏克蘭德如此，潘玉良也是如此。她唯有迎着夢想一步步走上去，哪怕厄運與之相随，哪怕通往的隻是虛無。做爲一個女人，潘玉良經曆了太多的不幸作爲一個藝術家，她卻是幸運的—她發掘了自己的天賦，并把這天賦發揮到了極緻。任她如何颠沛流離，貧病交加，那都是她甘願承受的一部分，在一生追求的事業上，她始終走在一條向上的路上（勵志故事 ）。
她身後留下來的畫作有四千多張，生前畫過的作品遠遠超過這個數目。在與愛人分離的日子裏，在巴黎狹小的閣樓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火中，她每天都投入地畫着，将自己整個生命融入了眼前的人體和花卉中。她畫得最多的，還是各種各樣的女體，這些女體豐碩飽滿到了極緻，宛如地母一樣健壯，和她本人一樣，談不上美，可滿身充沛的生命力仿佛要破紙而出。
2012年，杭州曾經舉辦過一次潘玉良的畫展，主題名叫“彼岸”，我覺得這仿佛是對潘玉良一生的隐喻：此岸是現實人生，風雨飄搖，卻有着俗世的幸福彼岸是藝術聖境，高蹈出塵，卻又寂寞清冷。我們這些抵達不了彼岸的人，隻能遙望着那端的她，輕歎一聲：高處不勝寒哪！
知道潘玉良，是因为看了李嘉欣主演的《画魂》，那里面的李美人照例木木的，也照例美得石破天惊。在此之前，扮演过潘玉良的还有巩俐，也是难得一见的大美人。于是形成了对潘玉良的初步印象：一个长得很美却命运多舛的女画家。
后来看到潘玉良的自画像，不禁大吃了一惊，画中的潘玉良身材壮硕、五官粗放，看上去一点都不美，恕我直言：不仅不美，还有点儿丑。我还以为是我的审美出了问题，出于好奇去查了些资料，结果资料上显示，不少见过潘玉良本人的人都说她长得一点都不好看。据熟识她的人说，潘玉良是个又矮又胖、长着一个狮子鼻并且嘴唇很厚的丑女人。
真实的潘玉良远比影视剧里那个美得惊人的潘玉良更有震撼力，谁都不能否定，外貌是女人天生的通行证，长得不好看的人，人生相对来说总是要艰难一点。这更增加了我对潘玉良的好奇，一个完全不漂亮的女人，究竟是以什么力量完成了从雏妓到侍妾再到画家的三级跳呢？
潘玉良的人生，写出来就是一部现成的电影剧本，难怪导演们如此钟情拍她的故事。
她本来姓陈，自幼父母双亡，只好跟着舅舅生活。舅舅有次赌输了，于是把年仅13岁的她卖到了安徽芜湖的一家妓院。无奈入风尘，这完全不是她的错，后来却被存心不良的人当成了攻击她的理由。
由于长得不出挑，她在妓院是做烧火丫头，干的是又粗又累的活。鸨母还逼她接客，她誓死不从，一次次从妓院中逃跑出来，又一次次被捉回去毒打，中间她还试图跳水、上吊，均因看管过严而未遂。
17岁时，走投无路的她在妓院里唱歌，歌声如泣如诉，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那就是芜湖盐督潘赞化。潘赞化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留过洋，是个新派人物，他被眼前这个可怜而又刚烈的女子所打动，决定为她赎身。
纵然以现在的眼光来考量，潘赞化也是一个胸襟开阔、有情有义的好男人。从古至今，救风尘的英雄豪杰并不少，可是救的都是清一色的美人儿，只有潘赞化，伸手援助的是一个长得一丁点儿也不漂亮的小姑娘，而且这姑娘脾气还挺大的。将潘玉良塑造成一个倾国倾城的大美人，无疑削弱了潘赞化的人格力量。
潘赞化帮助小玉良主要是出于同情，纯属义举，并无一分一毫的私心。他本来想将她送回亲戚家，但她主动提出，想留在他身旁，哪怕做一个贴身小丫头。
以他的襟怀，自然不会让她做个小丫头，于是收了她做妾室。他待她是很珍重的，虽然是娶妾，也办了正式的结婚仪式，证婚人正是他的莫逆之交、大名鼎鼎的陈独秀。
在娶她之前，他没有动过要她报答的心思在娶她之后，他则竭尽全力地呵护她。他亲自教她识字，还请来老师教她画画。他对她，没有一丝一毫地看轻，知道她受过太多的苦，所以加倍地怜惜她。
正是因为这份恩义，潘玉良始终对潘赞化感念不已，她毅然将自己的姓改成了“潘”，在自己的名字之前冠以他的姓氏，因为他不仅给了她婚姻，更给了她重生的机会。一个没念过什么书、十几岁才开始学画画的人，居然在老师的调教下展现出了惊人的绘画天赋。
如果按照旧式小说的发展，嫁给潘赞化的潘玉良应该温良恭谨，夫唱妇随。可是她偏偏不愿意只做个温顺的小妾，她要画画！不是在家里画几笔自娱，而是跑出去到处求学画画，先是考上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后来索性远渡重洋跑到了巴黎。
画画也就罢了，陆小曼也画，潘素也画，连宋美龄都要画几笔国画呢。她们画画，只是当成怡情养性的手段，画的也大多是清雅的花鸟山水。潘玉良呢，不画则已，一画就画起了人体，而且还是裸体女子，这在当时，是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的。
在潘玉良习画的那个年代，政府是不允许人们画裸体的，她就趁去浴室洗澡时偷偷地画，有次差点被一个大胖女人打了出来。回到家里，她对着镜子，忽然想到：“我自己不就是很好的模特吗？”想到这里，她就脱掉衣服，对着镜子开始画镜中的自己。
除了画人体外，她在言行中也不拘小节。一次和同学外出写生时，潘玉良到雷峰塔墙圈里小便，这时一伙男同学过来了，同学喊潘玉良快出来。潘玉良蹲在里面说：“谁怕他们！他们管得着我撒尿吗？”
还有一次，大家讨论起一个女诗人以狗为伴、与公狗相交的八卦，潘玉良无所顾忌地发言说：“公狗比男人好，至少公狗不会泄露人的隐私。”
人一特立独行，就容易成为众矢之的。有人挖掘出潘玉良曾为雏妓的“艳史”，一名女同学甚至要求退学，“誓不与妓女同校”。
只有潘赞化，仍然一如既往地支持她、包容她，在获悉她的困境后拿出钱来资助她去法国留学。
潘玉良在法国考上了里昂国立美术专科学校，与徐悲鸿同校，专攻油画。她在留学近九个年头后回国，一度确实也在老师刘海粟及同学徐悲鸿执办的美院当过教授，并且出版画册，举办展览。即便如此，人们并没有停止对她的攻击和诋毁。在她举办的一次画展上，展出了一幅优秀人体习作《人力壮士》，某一天被人贴了一个纸条，上面写着：“妓女对嫖客的颂歌。”
我总觉得，对于曾经有过所谓“污点”的人，人们表面上再尊敬，骨子里仍然很有优越感，仿佛是因为他们的包容，那些人才能摆脱身上的污点获得重生。可是潘玉良这个人呢，好像完全不把在妓院待过当成“污点”，她理直气壮地画人体，理直气壮地当教授，理直气壮地办画展，一点也不瑟缩，一点也不收敛，这就惹怒了当时的社会主流。
连潘赞化的大夫人也看不过眼，跑到上海来将她叫回家，无比威严地宣布：“不要以为你在外面当了教授，就可以和我平起平坐了。在这个家里，我永远是大的，你永远是小的！”
既然险恶逼仄的环境容不下她，那就走吧，去一个更远更大、没有流言的地方。1937年，42岁的潘玉良再次去国离乡，潘赞化依旧送她到黄浦江码头，他将蔡锷送给他的怀表送给爱人作为临别纪念。这一去就是40年，直至老死，她再也没有回过中国。
这40年间，她和潘赞化一直隔岸相望，从来没有中断过联系。潘赞化常常给她寄宣纸，还托人给她带去国内的物品，有一段时期，潘玉良特别想回国，潘赞化去信暗示国内风雨交加，不宜归来。如果她执意回国，估计躲不开那个年代的风风雨雨。
“遐路思难行，异域一雁声。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这是多年后，潘玉良给潘赞化写下的一首相思之诗。当时中法尚未建交，潘赞化过世两年后，潘玉良才从大使馆的人口中得知他去世的消息，悲痛欲绝。
既然如此，为何潘玉良不回国呢？我觉得不是她不爱潘赞化，而是她更爱绘画。她不是那种可以用生命去恋爱的女人，却是可以用生命去画画的女人。她坚持留在巴黎，是因为这里开放包容的环境更适合她创作，有传闻称她和徐悲鸿创作理念不同，而当时徐悲鸿在国内是权威人物，她不愿意回国去听他的那一套。
在巴黎时，潘玉良自称“三不女人”：不谈恋爱，不加入外国籍，不依附画廊拍卖作品。她终日待在一个窄小的阁楼里，全心投入画画。由于不善经营，她日子过得很苦，身体又不好，以至于老年靠一点救济金过日子。
老了之后，她比年轻时更加不好看了，有人说她唱京剧中的黑头连妆都不用化，一个女性朋友去探访她，她披着大衣站在窗口迎接，看在人眼里活像一只大猩猩。
这时她的生命中出现了第二个男人。他叫王守义，是早年去法国勤工俭学的留学生，开了一家中餐馆。文化水平不高的王守义，却立誓要将所挣的钱财来资助留学生中的艺术家们。他一直资助潘玉良，潘玉良有空的时候，也会去他的餐馆坐坐，唱一段京剧。
就是这个男人，给了潘玉良在异国他乡唯一的一点温暖。他不仅仅是在生活上照顾她，还帮她接洽画商，保管画作，至今我们所见到的几千件潘玉良画作，都是他不惜重金、费尽千辛万苦从法国运回中国的。为了这份恩情，潘玉良为王守义做了一个雕塑，至死都摆放在她的卧室里。
对于潘玉良来说，一个潘赞化，一个王守义，都是那个渡她的人。潘赞化成就了她，王守义则守护着她。身为女子，潘玉良不幸生得不好看，又不幸生于恶浊之世，浊浪滔天中，幸而有他们用温情撑起的一叶小舟，送她一程又一程。
潘玉良终身都以潘赞化的妾室自居，虽然晚期和王守义同居过也是如此。在异乡漂泊了40年后，潘玉良在贫病交加中死去，临终前向守在她旁边的王守义交代了三个遗言：第一，死后为她换上一套旗袍，因为她是中国人第二，将她一直带在身边的镶有她跟潘赞化结婚照的项链和潘赞化送给她的临别礼物怀表交给潘家后代第三，一定要把她的作品带回祖国。
王守义不负所托，倾力完成了她的遗愿。就在她去世之后不久，他也因恶疾去世，朋友们把他葬进了潘玉良所在的墓穴，这两个异乡人，总算在去世后可以相伴抵御漂泊在外的孤寂。
与电影中的浪漫故事相比，潘玉良的真实人生，总是透露着一股凄凉和苦涩。很多人提起这位民国最知名的女画家来，不免为她感到唏嘘。以世俗的观念来看，她生前是一个典型的失败者，没有美貌，没什么朋友，没有钱，最后连健康都失去了。她的后半生，多半和贫病两个字纠缠在一起。
而这一切，只不过缘于她热爱画画。如果她不选择画画，或者画风不那么大胆的话，她原本可以留在国内，生活在爱人的羽翼之下，过着安稳的生活。如果可以重来，她还会这么选择吗？
直到我看了毛姆的《月亮和六便士》之后才明白，潘玉良和毛姆笔下的思特里克兰德是一类人，思特里克兰德原本是个证券经纪人，家庭美满，生活安定，有一天却忽然抛妻弃子离家出走，最后自我放逐去了太平洋的一个小岛。别人质问他为何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非得这样折腾，他回答说：“我必须画画，就像溺水的人必须挣扎。”
被梦想击中的人其实是没得选择的，思特里克兰德如此，潘玉良也是如此。她唯有迎着梦想一步步走上去，哪怕厄运与之相随，哪怕通往的只是虚无。做为一个女人，潘玉良经历了太多的不幸作为一个艺术家，她却是幸运的—她发掘了自己的天赋，并把这天赋发挥到了极致。任她如何颠沛流离，贫病交加，那都是她甘愿承受的一部分，在一生追求的事业上，她始终走在一条向上的路上（励志故事 ）。
她身后留下来的画作有四千多张，生前画过的作品远远超过这个数目。在与爱人分离的日子里，在巴黎狭小的阁楼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中，她每天都投入地画着，将自己整个生命融入了眼前的人体和花卉中。她画得最多的，还是各种各样的女体，这些女体丰硕饱满到了极致，宛如地母一样健壮，和她本人一样，谈不上美，可满身充沛的生命力仿佛要破纸而出。
2012年，杭州曾经举办过一次潘玉良的画展，主题名叫“彼岸”，我觉得这仿佛是对潘玉良一生的隐喻：此岸是现实人生，风雨飘摇，却有着俗世的幸福彼岸是艺术圣境，高蹈出尘，却又寂寞清冷。我们这些抵达不了彼岸的人，只能遥望着那端的她，轻叹一声：高处不胜寒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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