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普通的普通人

認識她的人，基本不知道她做過的那件事，甚至包括她的大部分親朋好友。她在任何人面前絕口不提此事，有知情者欲散布，她必一律制止。更多知道那件事的人，則根本不知道她姓什名誰，因此，知道是她做的那件事的人微乎其微。她總是拒絕采訪，實在推脫不了，不透露她的姓名是先決條件。
 
至今，我們隻知道她出身書香門第，父親是位畫家。1966年“文革”開始前後，27歲的她尚無正式工作，除了跟父親學畫兼做助手，還跟一位老師學鋼琴。這種有些隔世的生活狀态，大約表明她生活環境的安逸和閑适。由于她的鋼琴老師曾與傅雷的兒子傅聰同窗，使她有意無意地關注到敬佩已久的著名翻譯家傅雷。她讀過傅雷翻譯的《約翰·克利斯朵夫》等不少譯著。正是由于這關注，改變了她的命運。
 
1966年9月，“文革”開始不久，備受淩辱的傅雷夫婦憤然棄世。身背右派、反動權威及其家屬的罪名，這對夫婦死後竟不準留骨灰。這個消息，讓她的心情沉重而複雜。她又探聽到傅雷的兩個兒子，此時，一個在英國不能回來，一個在北京被打入“牛棚”，其他親戚也多受觸及無法出面。于是，她決定要出面保護這對夫婦的骨灰，便冒充傅雷的幹女兒到了火葬場，用她的真誠說服了工作人員，将傅雷夫婦的骨灰帶回家暫時保存，之後又與傅雷的一位親戚将骨灰安置在公墓中。
 
她不但保存下傅雷夫婦的骨灰，還給周恩來總理去信，向中央反映傅雷夫婦蒙冤之事。信，未出上海，而是落入造反派之手。造反派爲此興師動衆，大肆追查，最終查出是她所爲，便以“現行反革命”的罪名将她拘押。然而，審訊一通終于未得到任何有價值的材料，隻得将她釋放。不過這件事讓她的身份變得不清不楚，給她的生活蒙上了驅不散的陰影。直至1979年，傅雷平反，她才真正擺脫了身上的精神枷鎖。後來，傅聰回國，幾經周折打聽到她的住處，托親友向她表達謝意，她卻平淡地回答：“何必說謝！何足道謝！”她曾對采訪者說：“我的心是透明的，容不得半粒沙子”。“我不願人們知道我的姓名，是我在傅雷這件事上的一貫宗旨。”她是言行一緻的，因此，對于她的過去人們知之甚少；對于她的現狀，也隻知道她年逾古稀，獨自居住在上海遠郊，生活平淡而平靜。
 
從1966年至1979年十馀年間，她走過怎樣的心路曆程，她如今的生活現狀與她近半世紀前的選擇有多大關系，她自己似乎從來不曾提過。在那個人人自危的年代，連傅雷的親屬都不敢出面取回逝者的骨灰，爲之鳴冤更是連念頭都不敢産生。而她這位與之無親無故的柔弱的女子卻挺身而出。後果如何，她是否想過，人們隻能猜測。當初，她27歲尚未踏入社會，加之單純的生活狀态，使她對現實的險惡幾乎一無所知。文學藝術又給了她單純善良的品質，于是，她義無反顧地作出了那個抉擇，将自己置于險惡之中。但她沒有抱怨，也沒有自以爲是恩，而是一直固守自己單純善良的信念，幾十年沒有放棄沒有改變沒有讓它惹上塵埃。這便不由得不讓人肅然了。
 
老子說：上善若水。她即若水：潤物而不争，溫柔而不屈，純粹而不變。無須說感恩，無須說淡泊，相信不論今人後人，說起她，都會感到一種溫暖慢慢地彌漫全身，浸透心骨，曆久彌新。這一切源自她身上散發出的對生命的敬畏和悲憫，源自她生命中所擁有的勇氣和人性的高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