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瑜：色

我很色。我承認。

一聽到他們說“男人嘛，長相無所謂的”，我就來氣。一想到這句話的潛台詞是“男人嘛，有事業就行了”，我就更來氣。一想到這個“事業”，其實說白了就是指錢，我就氣得渾身上下都胃疼。

說男人長相無所謂，那是縱容。說男人有“事業”就行了，那是勢利。這種觀點又縱容又勢利，用一種虛僞來掩蓋另一種虛僞，我不同意。

男人怎麽就長相無所謂呢？這簡直跟說“美國人嘛，國際法無所謂的”一樣沒道理。你想想，人家說美國人無所謂國際法，你同意嗎？你要是同意男人長相無所謂，就相當于同意美國人無所謂國際法。你要是同意美國人無所謂國際法，就是支持美國士兵虐待戰俘。你要是同意美國士兵虐待戰俘，就沒人性。簡而言之，你要是認爲男人長相無所謂，你就是沒人性。

我不願做個沒人性的女人，所以我很色。

我的“色”，可以追溯到初中時代的“初戀”。初中的時候，我們班最英俊的男生，坐在我後面。他有全班最酷的平頭，最長的腿，最白的皮膚，最小的眼睛，最羞澀的笑容，而且還在長跑隊裏跑得最快。當他在校運會中，從操場那頭邁着他長長的腿，迎着晚霞飛快地跑過來時，我的瞳孔裏，隻有一個不斷放大的“帥”字，當這個帥字放大成72號狂草黑體字時，我的眼裏就隻有他了。多年以後，也隻有薩達姆在法庭上發飙時，或者孫楠站在舞台上青筋暴露地高唱“你快回來――”時，我才能依稀回憶起初戀情人那蕩氣回腸的“帥”。可惜那時候我們都還太小了。我隻在晚霞中站了一小會兒，我們就初中畢業了。然後我去了一中，他去了二中，兩個人之間有了長達10分鍾的自行車車程，無情的距離，生生是把我們對彼此的仰慕給粉碎了。

一失足成千古恨。從那以後，我的生命中再也沒有出現過真正的帥哥。多年以來，從江南到北國，從北京到紐約，我不停地問，不停地找，不停地想，卻不停地碰壁。我高中的“初戀”男友――對不起，我把所有的戀愛都稱爲初戀――非常有才華，能不帶一個錯别字地完整背誦世界名著《嶽陽樓記》，可是他不夠帥，比葛優大哥就好那麽一丁點。于是，上大學之後，我把他不太英俊的身影，鎖進了我杏花春雨的少女日記裏，又把我杏花春雨的日記，鎖進了我家黑洞洞的閣樓上。我大學時代的“初戀”男友，現在回憶起來，其實長得還是不錯的，但是由于他的思想遠遠不如他的長相那麽英俊，我又忍痛割愛了。從那以後，在尋覓帥哥的道路上，我餐風露宿，饑寒交迫，吃了上頓沒下頓。出國以後，更是目睹了中國留學生中帥哥嚴重脫銷的局面。每次開一個party，但凡有一個五官還比較對稱、形狀還比 較科學的雄性，衆多女色狼們就會蜂擁而上，将其包圍得水洩不通，我隻能不斷吞咽着口水站在數層包圍圈之外望梅止渴。

長太息之掩涕兮，哀女生之多艱。

這一點，我的小說《那麽，愛呢》裏的女主人公唐小瑛也可以證明。在一次複雜的心理活動中，她惡毒地想：“瞧瞧那幫男留學生，一個個長得喪權辱國的……”，固然，她這話有以偏概全之嫌，但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今華人世界裏帥哥供不應求的嚴峻形勢。後來，我一個網友，幹脆根據這句話，整理出了男人長相的幾個檔次：喪權辱國；閉關自守；韬光養晦；爲國争光；精忠報國。

随着對形勢越來越清醒的認識，也随着自身條件的惡化，我的審美标準開始了全面潰退，從精忠報國退到了爲國争光，從爲國争光退到了韬光養晦。舉目四望，不能再退了。我畢生的理想，就是找個高高大大的男生，他就那麽随便一帥，我就那麽随便一賴，然後歲月流逝，我們手拉着手，磨磨蹭蹭地變老。現在，一個理想主義者，已經退成了一個現實主義者，再退，就成了賣國主義者了。做人還是要有底線的。當然了，如果對方思想很帥，性格很帥，錢包很帥，我還可以咬咬牙，退到閉關自守的标準，不過這已經是極限了。喪權辱國？有你這麽侃價的嗎我說？我就是中關村賣光盤的，也得有個成本價吧。

男同學們肯定在忿忿不平了，但是我說同學們啊，在一個“姿本主義”的世界裏，是男是女，大家都面對現實吧。就許你們男同學們每天捧着美女雜志、點擊着美女圖片、觀賞着層出不窮的選美比賽、開着恐龍的玩笑，不許我們女同學們看着你們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肚腩，憧憬風平浪靜的肚腩麽。

别告訴我帥哥都是花瓶，人家馬英九呢，人家李彥宏呢，人家周傑倫呢。三百六十行，行行出帥哥。把帥哥說成都是花瓶，就像把才女說成都是醜女一樣，是男權文化的兩大神話，是當權的糟老頭子們想出來的謊言，根本經不起推敲的。一個小手指頭就可以戳破的。如果有個男人長得喪權辱國，并且在外表方面自甘堕落，還以爲他掙的那兩個銅板往地上一扔，女人就會目光如炬地沖過來。我會說，撿起你的兩個銅板來吧，用它來買一個健身館的會員卡，打造打造你的身材，趁着還來得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