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内心如何打开诗歌的耳朵

本文是由論文工作室上傳的：在内心打開詩歌的耳朵。您可以通過本文底部的“下載”來下載本文的文檔。

梁雪波：你寫詩的時間比較久了，在諸種文學體裁中，爲什麽獨獨偏愛詩歌？在詩歌寫作上誰是你的詩歌“領路人”？喜歡的詩人或作家有哪些，他們對你産生過哪些影響？

阿翔：我也不知道我爲什麽獨獨偏愛詩歌，可能冥冥之中詩神缪斯在我内心召喚吧，這話有點玄。實際上寫詩寫了25年，始終不知詩爲何物，亦不敢說掌握了詩藝的秘密。對我來說，25年，有如河流向遠方一去不返，人則站立原地不動，但處于輾轉、漂泊、衰老的消磨中。水流的去向恰恰是時間上的過去，人所能看到的就是過去，所看重的是過去的積累。而詩歌，絕不是時間最終的目的，隻是内心緩慢的傾訴。這就是我偏愛詩歌的原因。

我記得詩人西川曾說過：“任何人的寫作都應該獲得一種力量，這種力量隻靠自己或隻靠自己的才華是不夠的。因爲一般人年輕的時候，寫作基本上是靠天生的才華，但是到了30多歲以後，這時候才華已經不夠了。他必須使自己的才華同更廣闊的生活結合在一起，和更廣闊的文學傳統結合在一起。”這話，我深以爲然。

你問我喜歡哪些詩人或作家，這個問題我不好回答。因爲我喜歡的詩人和作家多了去了。若說沒有影響

響，這是不客觀的。就閱讀而言，我情願将更多的時間放在一些經典詩人及文本的閱讀上。主要是一些國外詩人的作品，相對來說，他們更豐厚、寬廣，具有詩歌的内在力量。我不迷信某一個詩人，而是喜歡具體的某一首詩作或者某一部作品。

關于詩歌的标準，是任何人都不能給出一個一統天下的結論的。這就是闡釋學存在的意義，也是詩歌不滅的内在的秘訣。

梁雪波：雖然詩人的優異與否并非以作品數量來考量，但我還是想知道，到目前爲止，你共創作了多少詩歌作品？結集出版的情況如何？

阿翔：我真的不知道這25年來寫了多少首詩。因爲在寫作生涯中我是一個不斷地自我否定的詩人，那意思是悔其少作。比如我在2001年寫的作品，在今天來看，我羞愧得真不想示人。隻出過幾本内部詩集，僅限于交流之用。此外就是臧棣主編的“70後印象詩系”叢書之一《少年詩》，由陽光出版社出版。說實話，整理詩集無疑是一件令人沮喪的事，這意味着你必須正視自己的寫作，你會發覺時間其實淘汰了不少作品，也許，再過十年，這部詩集的作品肯定會再被淘汰不少，到手裏隻有薄薄的一冊了。

梁雪波：詩歌對你來講意味着什麽？僅僅是表達自我的手段，還是有更大的文學野心？你認爲詩人和通常意義上的文人有什麽區别？

阿翔：有

一天我偶然看到英國詩人柯爾律治在《文學傳記》中說：“真正的想象是無意識的分解化合，物與神遊，最終重新創造的過程，詩人的運思行爲近乎一種神秘經驗的追索，是從無意識的深處獲取靈感。”這話正合我意，實際上把這話放在今天的語境下，可以體會到全新的感受豐盛的想象力和創造力的快感。

我年少時便萌生了這麽一個願望，企圖使一些舊紙或者廢紙閃閃發光，讓它們變得有味、耐看，讓人們捧着它，久久地懷想，一遍又一遍地深入。在這一意義上，詩歌是經驗性的。詩歌爲内在經驗所引導，詩歌所達到的完美境界源于豐富的經驗。詩歌的經驗總是與詩人的經曆相關的。這種經驗包括觀看，認識，事後的追憶和回想，夢，沉思，接觸自然，旅行，責任，閱讀……得讓所經曆的一切成爲内在的經驗，以便使經驗性的材料凝聚起來，渾然一體。

所以我沒有什麽更大的野心。在一個商業日益成爲主流的社會，詩人是不值得炫耀的身份，而且經常被娛樂化了。很多詩人，更願意把自己的詩人身份隐蔽起來，從不顯露，隻是默默地寫。以我所在的深圳這個城市爲例，詩人大部分是以另外的職業作爲身份出現，比如教師、打工者、經理、白領、流浪漢等，把他們放在城市的芸芸衆生中，沒有人知道他們是詩人，小說家

可以作爲職業靠稿費、版稅來生存，而詩人卻不是。由此可見，詩歌在大衆生活當中作用的下降是必然的結果。

梁雪波：據我所知，你出生于安徽當塗，從小的經曆有些特别，能聊聊你的童年生活嗎？和你一樣身在外省生活工作的安徽詩人有不少，在地理歸屬上，安徽詩人和深圳詩人，你更傾向哪一個？

阿翔：我是出生于安徽江南水鄉。附近的青山腳下就是李白終老之地，我記得那個時候還是一個偏僻的鄉村。我的童年處于一種漂泊狀态，因爲父母工作關系的原因，我總是處于一種輾轉的狀态。有時被大嬸帶着，有時被奶奶帶着，有時在父母身邊。即使如此，在鄉村我獲得了和正常孩子一樣快樂的童年。無論是在父母身邊還是被寄養在親戚家裏，大家都将我當正常孩子看待。沒有人因爲我耳朵不好而給予過多的照顧，也沒有人刻意強調我怎麽失聰的事實，讓我恣肆地按照孩童的天性成長。可以下地玩泥巴，可以上樹掏鳥窩，可以捉蛐蛐，可以漫山遍野地瘋。

在某種意義上，我其實是異鄉人。在深圳這四年，我體會到的是，在文化身份上我已經忘記了我是安徽人。深圳是一座朝氣蓬勃的城市，我喜歡它的朝氣，體現在它的文化價值上。我在合肥居住一年多，在浙江海鹽三個月，在北京待兩年，在湖北武當山腳下隐居半年

，在廣東茂名待四個月，最終在深圳才安定下來。如果要說這座城市的性格的話，那麽“火熱”就是它的性格，它沒有冬天的寒冷，也沒有世态炎涼之感。因而我開朗的性格很快與之融合。所以深圳的快節奏生活并沒有影響我，甚至不會給我的寫作帶來浮躁感。在這麽一個“深圳速度”的城市，總有少數幾個人安靜而慢悠悠地寫作，這是最悖論的現象。

梁雪波：你有很長時間處于四處漂泊的狀态，還曾在大西北遊曆過，對詩人而言，漂泊含有肉身與精神的雙重指涉，那段經曆對你的創作有什麽影響？現在還經常出遊嗎？

現在生活在深圳，偶爾有幾次出遊，所謂“生活在别處”就不難理解了。有時我覺得，命運就像駛出了站台的火車，過程不可預知，也不知所終，你很難把握。

梁雪波：是什麽機緣讓你在深圳安頓下來的？在快節奏的商業城市，你如何安放一顆詩心？

梁雪波：你目前靠什麽生活呢？全部依靠文字創作嗎？還是做一些别的工作支撐詩歌寫作？

阿翔：你知道，單純靠寫詩是不可能生存的。我有别的工作，那就是編輯職業。工作有時在家進行，有時去朋友的公司。比如在一天裏，爲兩三份雜志編輯稿子，并負責一個欄目的策劃訪談工作。爲文化公司負責策劃草案，然後完善它。如果生存不搞好，那還寫什麽詩？

正常的生活，包括健康的心智、朋友間的交往等對于一個詩人來說至關重要。很難想象，一個對自己的基本生存都不能保障，生活上渾渾噩噩，一團亂麻的人，怎麽能有正常的心态進行寫作？不僅僅是詩意的“構圖”，其實每個男人都有一個相似的夢想：跨馬天下，浪迹天涯。但我們畢竟有親人、朋友、愛人，以詩歌爲“借口”，将所謂的“詩歌方式”強加給别人是不道德的。當然，苦難（甚至是災難）往往喜歡眷顧那些敏感、脆弱而又善良的詩人，許多大師正是在這種命運多舛的狀況中留下了傑出的詩篇，但“苦難”不是可以刻意追求與索取的，它們是上帝的“恩賜”。

梁雪波：業餘時間都有哪些興趣愛好？閱讀的口味是什麽？

阿翔：我喜歡去書店看看有沒有好書，我喜歡書店那種安靜的環境。我閱讀的口味比較雜，比如茶經、平面設計、哲學、攝影、電影、藝術之類等書籍。小說反倒很少看，隻讀過《在路上》、《麥田裏的守望者》，《百年孤獨》我還沒有讀完。其實看什麽書，完全是随意抽出一本就看一本。我更喜歡閱讀《人-歲月一生活》，上下兩大卷被我反複翻閱幾遍了，每一次閱讀的時候總有新鮮感。一句話，讓好書占有你的時間！

梁雪波：收藏民刊是你的一大愛好，據我所知，你的收藏品已有一定規模，

也有不少屬于珍稀刊本。這個愛好跟你自己從事民刊編輯的經曆有關嗎？

阿翔：民刊是中國當代詩歌的一道若隐若現的風景，甚至可以說是半壁江山。它對中國當代詩歌的發展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回頭看看，幾乎所有重要的詩人都是從民刊中走出來的，它的意義不言而喻。民刊策略構成了新時期當代詩的基本生存與傳播方式。近20年來，我收藏了不少，包括油印本、鉛印本、複印本、膠印本，甚至豪華本等。究竟收藏了多少種民刊我沒有細心數過，大概在六七百種吧。收藏重點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民刊，比如我近幾年收藏到四川20世紀80年代的《他們》、《非非》、《中國當代實驗詩歌》、《漢詩：二十世紀編年史》，是代表了20世紀80年代的詩歌複興。此外，還有20世紀90年代北京的《現代漢詩》、《偏移》、《小雜志》、《翼》，上海的《喂》、《異鄉人》、《傾向》、《南方詩志》，廣東的《面影》、《詩歌與人》，黑龍江的《過渡》，河南的《陣地》，湖南的《鋒刃》等等，這些民刊陣容強大，覆蓋面廣，都是有價值的東西。這也爲我從事編輯工作打下了基礎。當然，深圳早期的民刊《詩藝》、《外遇》也被我收藏到手。目前深圳幾個詩人分别還在編《白詩歌》、《大象詩志》、《中國詩壇》、《詩篇》等民刊，成爲當代

詩歌的重要力量，引起文學界的廣泛贊譽。

梁雪波：能簡單描述一下你一天的生活嗎？對目前的生活狀态是否滿意？

阿翔：每天工作、喝酒、讀書、寫作，看電影。其他的，請允許我保留一點隐私。我居住在上沙，那是城中村，有市井的味道，就是空氣不太好，也許用不了幾個月就要搬一次家。

梁雪波：一些專家、學者給你寫的詩評，都把你的詩和聽力障礙的狀況聯系在一起，你覺得聽力障礙和你的寫作有關系嗎？是否介意别人将你的詩歌寫作與聽力障礙的事實捆綁進行解讀？

阿翔：這個問題讓我糾結。我不覺得自己的聽力障礙與我的寫作有關聯。這并非我刻意回避，隻是兩耳有不同程度的弱聽而已，而且在我的寫作中并不強調這一點。還有一點，不了解我本人的專家、學者給我寫評，沒有突出我的聽力障礙的狀況；而了解我的幾個朋友，寫評論時卻強調這個狀況，這讓我很不爽。老實說我并不需要靠這個來博得廉價的同情。在我看來，寫作中我完全可以無視聽力障礙的存在。事實上我對聲音也是敏感的，在心裏捕捉聲音的翅膀（雖然以我的聽力是聽不到蚊子的嗡嗡聲響）。反過來再看聲音的環境，我有時候在寂靜的夜裏聽到了莫名的聲音。可以說詩歌寫作才是聲音的完整表達，也許我想抓住聲音的一樣東西：語言的

重金屬。

梁雪波：都說上帝在給人關上一扇窗時，會給他推開另一扇窗。你認可這種說法嗎？你覺得，自己是否具有詩歌寫作方面的禀賦？

梁雪波：你是否認同這樣的說法：詩歌是靈魂的出口？未來會一直堅持寫下去嗎？

阿翔：我不認爲詩歌是我靈魂的出口，在我看來，詩歌是一個人的心靈史。未來我還會寫下去的，但不需用“堅持”，我的意思是，寫作是自然而然的事，無須用“堅持”來印證。我在安徽老家和深圳擁有近萬本藏書，也許我會開一個類似茶館的書吧，營造生活環境，這大概算是我小小的一份理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