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英国快速崛起的原因是什么

如同任何大國的崛起一樣，近代英國的崛起是在國際戰略環境、國内社會經濟基礎及政治制度、國家對外戰略選擇等多種要素推動下逐步實現的。下面是生活日記小編整理的一些近代英國的崛起原因，供大家參閱。

近代英國的崛起原因一、崛起軌迹

界定英國何時崛起爲大國是一個複雜的問題。在漫長的中世紀和近代初期，英國一直是歐洲的一個主要國家，曾經曆了多次的輝煌。但奇怪的是，英國的國運呈現出清晰的波浪型趨勢，它在每一次輝煌之後總會跌入衰落的低谷，淪爲二流國家。例如，14—15世紀英國幾乎征服整個法國，但卻突然潰敗出歐洲大陸，并随即陷入30年之久的内部殘殺(1455—1485年的“玫瑰戰争”);經過都铎王朝前期幾十年的休養生息，英國恢複了元氣，至伊麗莎白一世時期(1558—1603)，英國開始挑戰不可一世的歐洲霸主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二世(1556—1598)，并在1588年令強大的西班牙“無敵艦隊”铩羽而歸;然而，在斯圖亞特王朝時期(1603—1649)，英國又陷入國王與議會的持續對抗，在大陸國家竭力争奪歐洲霸權(1618—1648年的“三十年戰争”)的時候，英國正忙于内部的争鬥，幾乎被其他國家忽略不計，正如1640年威尼斯大使稱，“在世界各國的眼中，英國隻不過是一個毫不起眼的民族，因而無足輕重”。

經過清教革命和内戰的洗禮，英國突然再度崛起，令歐洲其他國家震驚不已。奧利弗·克倫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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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爾當政時期(1653—1658)，英吉利共和國一統英倫三島，并在第一次英荷戰争(1651—1654)中擊敗素有“海上馬車夫”之稱的荷蘭共和國，取得在北海、英吉利海峽乃至整個大西洋上的優勢;随後英國又派艦隊遠征西印度群島，奪取了加勒比海的牙買加和北美的阿卡迪亞等殖民地;接着，克倫威爾一改幾十年來英國置身大陸事務之外的态勢，積極參與法西之間的戰争，最終從西班牙手中奪取敦刻爾克要塞(1658年6月)，取得前往歐洲大陸的鑰匙。在宗教事務方面，克倫威爾力圖充當全歐洲新教徒的保護者，他憑借英國強大的陸海軍，對歐洲大陸那些試圖迫害新教徒臣民的天主教君主大行威逼恐吓之事。克倫威爾極力提高英國的國際威望，如他自己所稱，“我要人像從前尊敬羅馬共和國那樣尊敬英吉利共和國”。⑧他的确做到了這一點，在他當政時期，英國赢得了前所未有的尊重，以緻克倫威爾的反對派、保皇黨曆史學家克拉倫敦(Edward Hyde Clarendon)也不得不承認，“他在國内的偉大，不過是他在國外之榮耀的投影而已”。

克倫威爾時期本應被視爲英國崛起的開端，這不僅在于英吉利共和國實際取得的成就，更在于“克倫威爾觸摸到了一個更深遠更持久的國家強盛概念的奧秘，即一個建立在貿易和殖民地、法律和寬容、節儉和創業之基礎上的帝國，它将打開通往海洋并最終環繞全球的通道”。⑩

然而，由于此後30年裏的事态發展，英吉利共和國的強大最多隻能被看做英國崛起爲大國的序幕而非其正式的開端。1658年9月克倫威爾死後，英國又一次陷入了波浪型國運的怪圈，在不久後繼起的斯圖亞特複辟王朝時期(1660—1688)，英國幾乎丢失了克倫威爾時期全部的利益、地位甚至尊嚴。僥幸登上王位的查理二世采用種種玩世不恭的伎倆獲取供自己享樂的資金，全然不顧甚至蓄意出賣英國的國家利益。例如，1662年他以20萬英鎊的價格将英國将士浴血奮戰奪得的敦刻爾克要塞賣給了其表弟法國國王路易十四，緻使英國在大陸的唯一一個據點得而複失，而法國卻立即将該要塞建設成一個可直接威脅到英國安全的龐大軍港。再如，他極力推動英國發起對荷蘭的戰争，但其真實目的并非深思熟慮的稱霸海上，而是希圖通過一場對外戰争來緩解國内矛盾，并從中獲取更多供自己支配的資金，誠如有曆史學家揭示的那樣，當1664年12月英國議會撥出巨款用于對荷蘭作戰之時，“查理二世第一次發現了如何從其不情願的臣民那裏獲取錢财的秘訣”。(11)如此情形下發動的第二次英荷戰争(1664—1667)之結局是不難推斷的。英國海軍再難展示昔日雄風，相反是荷蘭艦隊直闖入泰晤士河，封鎖、炮轟倫敦達幾個星期(1667年7月)。但即便戰事告急，英國議會也不願再撥款，他們堅持認爲，已經撥

出的200萬英鎊肯定被國王的官員們浪費甚至竊取了。

斯圖亞特複辟王朝時期的英國完全沒有系統、主動的對外政策，在當時法國處心積慮地奪取歐洲霸權的形勢下，查理二世甘做路易十四的附庸，最典型的事例是1670年5月他與法國秘密簽訂《多佛爾條約》，該條約規定法國每年向查理二世個人提供25萬英鎊津貼;英法在1672年春共同對荷蘭宣戰;查理二世如果因公開宣布皈依天主教而在英國國内遇到麻煩時，法國将派兵6000人赴英格蘭援助查理二世。(13)這顯然是一項英國國王本人出賣自己的國家和臣民的條約。故而，英國根據該條約發動的第三次英荷戰争(1672—1674)，也稱不上奮發圖強的舉措，而隻不過是依附法國的爲虎作伥之舉。在以後的十多年裏，查理二世及其繼承人詹姆斯二世繼續從法國獲取大批秘密津貼，作爲回報，他們頑固地壓制英國公衆和議會的反法情緒，聽任路易十四的法國在歐洲大陸耀武揚威，搶奪大片西班牙和德意志的領土，也聽任英國淪落到被他國忽視的境地。法國著名史家基佐因此斷言：“在查理二世和詹姆斯二世統治期間，英國是屬于路易十四的”。

改變英國這種虛弱狀态的是1688年的光榮革命。威廉三世就任英國國王，令英荷這兩個近40年來持續搏殺的民族化敵爲友。事實上，自16世紀後半葉荷蘭聯省共和國獨立之時起，英荷兩國就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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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某種唇亡齒寒的關系，正是由于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一世的慷慨相助，新獨立的荷蘭聯省共和國才免除了被西班牙重新征服的厄運;斯圖亞特王朝前期，兩國也一直保持着良好關系。英國革命後英吉利共和國稱霸海洋的雄心，不可避免地導緻英荷兩國幹戈相向，但第一次英荷戰争已解決了相互間的基本矛盾，英荷戰争末期克倫威爾曾滿心指望英荷這兩個新教國家在戰後緊密合作，1654年締結的英荷條約甚至還包含了一項防守同盟條款(條約第5款)。(15)如前所述，此後英荷兩國的繼續敵對，主要是因查理二世爲取悅路易十四所緻。在路易十四稱霸歐洲的野心昭然若揭的情形下，無論是荷蘭還是英國，其主要的威脅并非來自對方，而是來自法國。威廉三世入主英國，終于将兩個天然盟友協調起來，故有學者評論稱，“從這個意義上說，克倫威爾的希望現在由光榮革命實現了。”(16)在此之後的絕大多數時間裏，與荷蘭的密切合作一直是英國外交和安全的重要基礎之一，正如英國著名政治家老皮特(William Pitt the Elder)在18世紀中葉所說，“與荷蘭的緊密聯系應該是我們對外政策的基礎”;或如英國政論家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在18世紀末所稱，荷蘭“雖然名義上是外國，卻是英格蘭最珍貴的一部分”。

将光榮革命看做近代英國崛起的起點，當然不僅僅是因爲英荷關系的調整，其最主要的理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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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後英國的壯大呈現出連續性和加速性，這與此前英國時斷時續的偶爾輝煌大爲不同。光榮革命後的英國以全新的姿态挑戰歐洲頭號強國路易十四法國的霸權，連續投入兩場遏制路易十四稱霸歐洲的戰争，即九年戰争(1689—1697)和西班牙王位繼承戰争(1701—1713)，并取得了巨大成功，以緻有學者稱“路易十四王朝的輝煌時期結束于1688年的英國光榮革命”，(18)而另一些曆史學家則頗爲誇張地稱1713年的《烏特勒支和約》“确立了英國在歐洲的霸權”。(19)《烏特勒支和約》之後，英國在保證歐洲大陸力量格局基本均衡的同時，主要通過成功的海外擴張穩步壯大力量，其力量觸角大大超越了歐洲的範圍。當1740年前後歐洲大陸局勢再度出現動蕩之時，英國返回歐洲再次抵制複興的法國稱霸大陸的野心。奧地利王位繼承戰争(1740—1748)和七年戰争(1756—1763)看起來與九年戰争和西班牙王位繼承戰争有很多相似之處，但實際内涵大不相同，因爲在後兩場戰争中，英國更多地關注歐洲之外的力量發展，事實上，在這兩場戰争中，英國與西班牙以及與法國之間的戰事都爆發于歐洲戰事開始之前，由此産生的結果也就自然超出了歐洲，擴展到全世界。英國不僅通過七年戰争維持了歐洲大陸均勢格局的穩定，還再度摧毀了法國和西班牙的海上力量，奪取了法國在北美大陸和印度的幾乎所有殖民地。丘吉爾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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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戰争後“英國在歐洲之外成爲海上和陸上的主人”，他援用英國政治家霍勒斯·沃波爾當時的評論來渲染英國顯赫的大國地位：“羅馬人征服世界用了三百年，我們征服世界隻經過三次戰役，而目前的世界比羅馬時代擴大了一倍”。(20)英國著名史學家J. R. 格林(J. R. Green)将七年戰争看做英國曆史乃至世界曆史的一個重要轉折點，稱英國在此之後“不再僅僅是一個歐洲強國，不再僅僅是德國、俄國或法國的對手而已……英國突然高聳于其他歐洲國家之上，這些國家處在單個大陸的位置注定它們在以後的世界曆史上處在無足輕重的競争地位”。

七年戰争後英國力量是如此強大，乃至十多年後英國在北美獨立戰争(1776—1783)中遭受的巨大挫折也不能撼動其強國地位。英國在幾乎陷于完全孤立的情況下力抗相繼介入北美獨立戰争的法國、西班牙和荷蘭，除了被迫同意北美殖民地獨立之外，英國并未丢失多少其他利益，“英國在戰争最後階段的勝利及法國财政的狼狽境地意味着英國需要對波旁敵人(法國和西班牙)所作的讓步遠比先前想象的少得多，(1783年的)凡爾賽和約大大恢複了1763年巴黎和約所建立的局勢，從而鞏固了英國的殖民和貿易控制權”。(22)新獨立的美利堅合衆國并未如法國所願充當其前宗主國英國的死敵，相反，英國得以延續此前它與北美殖民地之間近乎壟斷的貿易關系。不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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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正是在北美獨立戰争期間，英國在印度的殖民統治得到了迅速擴展和強化(英國在1775—1782年的第一次馬拉塔戰争和1780—1784年的第二次邁索爾戰争中大獲其利)，這足以抵消北美13個殖民地的喪失。故德希奧稱北美獨立戰争之後“英國相對于歐洲大陸的力量保持得完好無損”。(23)這種迅捷複原的能力，本身就是世界大國的重要特性之一，它使英國得以在不久後的法國革命及拿破侖戰争期間(1793—1815)充當遏制法國擴張的中流砥柱。随着拿破侖帝國的崩潰，英國迎來了更爲輝煌的19世紀。

從曆史回顧來看，我們可以清晰地确認英國是從光榮革命開始穩步崛起爲歐洲直至世界強國的。但是在光榮革命之時，還很難看出這一點，因爲其時英國的國力相當虛弱，根本無法與法國等量齊觀。從基本國力來看，英倫三島總面積約31.3萬平方公裏，總人口1700年僅爲894萬(其中英格蘭和威爾士爲540萬，蘇格蘭104萬，愛爾蘭250萬);相比之下，法國擁有56萬平方公裏國土面積，1700年的總人口達1930萬。(24)法國的經濟實力也遠勝于英國。按英國統計學家格裏高利·金(Gregory King)在1688年對歐洲人均國民收入的統計，荷蘭爲8.14鎊，法國爲6.3鎊，英格蘭爲7.18鎊。(25)根據當時各國的人口規模，我們可以測算出雖不精确但大緻可靠的英法兩國國内生産總值(GDP)，即法國約爲12159萬英鎊，英國約爲6418萬英鎊，(26)法國的經濟實力接近英國的兩倍。就軍事實力來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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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陸軍人數在1689年僅1萬人，到1691年才增加到近7萬人，(27)與路易十四麾下40萬大軍相比簡直不值一提。英法海軍力量的差距較小，但英吉利共和國時期稱雄一時的英國海軍也已在第二、第三次英荷戰争中有所消耗，1685年時英國海軍大小艦隻數量約143艘，其中主力艦數量爲104艘，(28)以後數年中未再增加;而相比之下，法國在科爾伯重商主義政策的指導下大力發展海軍，其規模從1661年的區區18艘擴大到1681年的276艘，(29)其中主力艦達120艘。(30)故史家斷言，“從1689年開始[英國]面臨着一個遠比以前的西班牙或荷蘭更爲可怕的強敵[法國]”。

不僅如此，在此後的很長一段時期内，法國的經濟增長質量也高于英國，其工業生産能力稍稍比英國先進，大約在1715年左右法國的工業産值就開始與農業産值持平，而英國直到1740年才達到這樣的水平。(32)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約翰·内夫(John Ulric Nef)則斷言，“在1736到1785年間，法國的工業生産和大規模工業的增長速度顯然至少與英國一樣快，甚至更快”。

或許正是因爲工業革命之前英法兩國經濟實力對比不利于英國以及工業革命迅速扭轉這種對比的事實，許多人不由自主地強調工業革命對于英國崛起的關鍵作用。的确，工業革命對英國經濟騰飛的推動作用不言而喻，我們隻要簡單地了解以下統計數據：在1700～1760年間，英國的實際國民産出年均增長率爲0.69%，1760—1780年間爲0.70%，而在1780—1801年間，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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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猛增至1.32%，1801—1831年間更達到1.97%。(34)然而，一個同樣确鑿的事實是，英國恰恰是在工業革命開始之前，在其經濟發展水平還低于法國的時候就崛起爲實實在在的歐洲頭號強國，這或許令人有所不解，這也正是本文試圖解釋的一個主要問題。

需要指出的是，經濟實力固然是決定國家強弱興衰的重要依據，卻并非國家力量的唯一參數，甚至不是最重要的參數，古今中外的許多曆史事例可以證明這一點。中外學者提出過多種考量一國綜合國力的較爲科學和全面的計算方法，其中得到最廣泛認同的是由美國學者雷·克萊因在20世紀70年代提出的“克萊因公式”：Pp=(C E M)×(S W)，其中，Pp代表可感知的力量(perceived power)，C代表人口和領土(C, critical mass, population territory)，E代表經濟實力(economic capability)，M代表軍事實力(military capacity)，S代表戰略目标(strategic purpose)，W代表貫徹國家戰略的意志(will to pursue national strategy)。(35)這一考量模式對我們認識近代前期英國的崛起大有幫助。我們可以看到，雖然英國的C和E兩項參數落後于法國，但它在M、S和W三項參數上的優勢大大彌補了它的不足。下面本文将從國内政治基礎、财政支撐、海軍力量、雙向戰略等方面來剖析近代英國崛起的曆史邏輯。

近代英國的崛起原因二、君主立憲制度

光榮革命前一百多年間英國國運的波浪型趨勢顯示：國内政治制度的運行良好與否攸關一國國際地位的強弱。當英國王權與英國議會相互諒解之時，英國便能推行積極有效的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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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戰略，而當雙方無法協調相互矛盾之時，英國也很難在國際舞台上有所作爲。16世紀下半葉，女王伊麗莎白一世正是憑借英國民衆的普遍擁戴和英國議會的衷心支持才敢于起而對抗西班牙;而英吉利共和國之所以能強盛一時，其重要原因是它本身就與議會渾然一體;至于護國主時期(1653—1660)，克倫威爾幹脆解散了“殘阙議會”，實行不受任何國内政治拘束的獨裁統治，因此也不存在行政權與立法權的對抗。相反的情況是，斯圖亞特王朝和複辟王朝始終無法處理好與議會的關系，緻使其當政時的英國在國際上碌碌無爲，直至其王朝統治兩度被推翻。

作爲外來者的威廉三世無望取得伊麗莎白一世那樣的擁戴，也無力建立克倫威爾那樣的獨裁，他欣然入主英國的目的全然是爲了利用英格蘭的财富和陸海軍力量來對抗法國，作爲交換，他願意充分尊重英國國民的政治意願。而英國民衆既然不想恢複到40年前的共和政體，又擔心再次出現克倫威爾那樣的專制君主，便隻有在制度上向國王權力施加有效的約束。在這種雙向意願的組合下，立憲君主制度在英國誕生。1689年頒布的《權利法案》(Bill of Rights)、1694年的《三年集會法案》(Triennial Act)、1701年的《王位繼承法案》(Act of Settlement)等一系列法令極大地約束了英王的實際統治權，保證英國議會的立法、财政、司法等各項權力，從而解決了始終擾亂斯

圖亞特王朝時代英國政局穩定的王權與議會對抗之難題。正如有學者總結的那樣，經曆了光榮革命的“英格蘭人成功地馴服了龐然大物型的現代國家，他們沒有摧毀利維坦的巨大能量，相反是使它響應他們的意願，服從他們的法律”。

表面上，光榮革命後英國的立憲制度仍給予英國國王對外宣戰、媾和、簽約等特權，但實際上，對這種特權的限制卻非常嚴格。首先，1701年英國議會頒布的《王位繼承法案》明确規定，當非英國出生的人擔任英國國王時，不經議會同意，英國國王不得進行任何爲保衛不屬于英王屬下領地或領土的戰争，且任何外國人不得擔任樞密院大臣或其他政府官職，不得擔任議會議員，(37)這最大限度地降低了英國國王爲個人私利随意動用英國資源的可能性。其次是财政限制。1698年，英國議會明确撥給王室每年70萬英鎊的終生款項(即所謂“Civil List”)，同時規定除此之外的其他開支需由議會讨論決定，這促使國王必須充分征求議會的同意才能獲得推行對外政策所需的經費，由此便形成了對外政策領域王權與議會之間的相互制衡，誠如1739年時一位英國貴族在英國議會上院的一段發言中表述的那樣：“諸位都知道，媾和與開戰的權力是由國王掌握的……我們的憲法始終表明，國王在決定和平與戰争時有權利讓議會參與，也有權利不讓議會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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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哪位明智的國王真的會冒險不讓議會參與”。

更爲重要的是王權本身的變化。威廉三世和安妮女王固然還有效地掌握着政府決策和運行的大權，但自1714年起，入主英國的漢諾威王朝國王逐漸地把幾乎所有的職權托付給内閣，“王權”的内涵不再是國王本人的權力，而逐漸演變爲現代意義的“行政權”。内閣成員作爲國王的大臣表面上要聽命于國王，但實際上卻恰恰相反，按英國人傳統的說法，“喬治一世不過是他的大臣的代碼而已”，(39)其繼承人喬治二世(1727—1760)也大緻如此。相繼掌握英國政府決策大權的羅伯特·沃波爾(Robert Walpole)、佩勒姆兄弟(Henry Pelham和Thomas Pelham-Holles)、老皮特、諾斯勳爵(Lord Frederick North)等人大多是英國主要政黨輝格黨或托利黨的領袖，往往作爲議會多數黨的領袖出任英國首相。但這種身份并不能保證他們的政策始終得到議會的多數支持，他們必須通過協調黨派利益來推行政策主張。這樣一來，對外政策的決策程序，就由國王與議會之間的商讨演變爲議會中各黨派和各利益集團之間的讨論和協調。因此，“議會成爲政治集團在其中明确其立場和表述其觀點的機構，也成爲政府得以在其中将其政策規劃向國内外聽衆闡述爲國家利益以尋求支持的機構”。(40)議會中的黨派利益之争，總是借助“國家利益”的口號，如埃德蒙·伯克在1770年的《當前不滿之原因思考》一書中界定的那樣：黨派“是這樣一

群人，他們聯合起來，依據一些他們全都同意的特定原則，通過共同行動來推進國家利益”。

18世紀英國議會下院議員雖然是在極其有限的選舉權範圍内産生，他們還是逐漸把自己定位爲人民的代理人，自诩以促進英國國家利益爲己任，如著名政治家威廉·皮特聲稱的那樣，是人民派他來幫助國家的。(42)出于這種意識，議會下院議員經常反對内閣和政府政策，這種反對也被英國民衆和輿論稱道，如1770年的一篇報紙文章宣示的那樣：“議會中對政府舉措的反對，就其本身而言從來都非邪惡之事，它對國家來說經常有着創造性的益處”。(43)18世紀英國議會的兩黨制尚不十分成熟，有許多議員不屬于輝格黨或托利黨中的任何一派，因此，首相及其内閣大臣不得不仰仗這些所謂的“獨立派”議員的支持，也因此需要争取普通民衆的支持，因爲“雖然其時的選舉制度還算不得民主，但公衆輿論的影響對于議會議員如何投票遠非無關緊要”。

由于議會在決策過程中的巨大影響力，英國決策者保證對外政策得以推行的關鍵就在于獲得議會的支持。爲此，他們必須充分考慮到英國整體的國家利益，或至少要讓議會和大部分民衆相信他們的政策合乎國家利益的要求。這并不等于說18世紀的英國對外政策不會出現偏差和失誤，但這套體系的确保證了英國不會推行可能招緻

多數國民反對的政策。至于國王的個人要求，在18世紀的英國政治中已無足輕重，即使他們有時的确也能追求自己的某些圖謀，但他們必須首先影響内閣大臣，進而影響議會的意向，才能将個人的利益偷偷融入英國國家利益的旗號之下，正如倫敦的一家主要報紙《箴言報》(Monitor)在1758年曾揭示的那樣：“糟糕的大臣不經請示議會，就以英國利益的虛假幌子同意參與保衛外國領土，然後再尋找方法來保證在議會兩院獲得多數支持”。(45)而在有些時候，國王的意向幹脆會因大臣的反對而無法實現，例如，當1733年法國發動波蘭王位繼承戰争時，英王喬治二世及其德國出生的卡羅琳王後一再敦促首相沃波爾介入大陸政治，沃波爾卻予以堅決拒絕，他對王後稱，“夫人，今年在歐洲有5萬人被殺，而其中沒有一個是英國人”。(46)這個珍惜英國人生命的理由，令國王夫婦難以否決。

議會在英國對外政策決策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反映在有關外交事務的辯論在英國議會辯論中所占的較大比例。據英國學者的最新統計，在1714年以後的最初十多年間，在英國議會上下兩院總共1500次辯論中大約有一半是專門針對對外政策以及與對外政策相關的事務，而且，許多表面上是内部事務的議題，如陸海軍撥款比例、對大陸國家的津貼、1715年叛亂後對天主教徒的懲罰措施等，也是部分地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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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地受到了戰略考慮的驅動。(47)在以後的階段，情況大緻類似。在1732—1750年間，有關對外政策問題的辯論也占到議會辯論次數的一半;隻有1750—1763年間出現了例外，其間對外政策問題的辯論不到議會辯論總次數的1/3，但那是由于議會記錄明顯不完整所緻。

光榮革命不僅導緻了英國政壇決策程序的變化，還導緻一系列涉及面廣泛的法案出台，大大緩解了英國内部社會政治矛盾。尤其在宗教方面，1689年頒布的《容忍法案》(Toleration Act)有着重大意義，該法令重申英國國教的主導地位，但又給予其他非國教信徒(但不包括天主教徒自由信仰的權利，隻要他們不反對國教教會信條。這項法案至少部分實現了宗教寬容的信念，使得占英國民衆很大比例的清教徒等新教教民有了較自由的生存空間，從而大大降低了自16世紀上半葉起一直困擾英國内部團結的教派紛争之危害性，有力提升了英國社會的和諧度。

由于光榮革命建立的宗教和社會政治制度得到英國大多數民衆的認可，他們對保持這種制度有了自覺的熱情，特别是在“詹姆斯二世黨人”複辟活動始終存在且得到外國(主要是法國)支持的情況下，英國民衆對戰争和外交保持高度的關注，對外政策成爲英國政治中的優先考慮事項。曆史學家注意到，從17世紀末起，英國人成爲一個“政治民族”(political nation)，他們“擁有了”英國的大戰略。“外國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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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占據英國報紙的頭版，實際上也主導着整個報業……這主要是因爲英國民衆執着于遏制路易十四及其‘普世君主’的計劃”;除了荷蘭共和國外，整個歐洲沒有哪個國家的公衆像英國公衆這樣對對外政策和大戰略問題如此感興趣。(51)在路易十四之後情況同樣如此。英國學者的詳盡統計顯示，在1714—1725年間，英國出版的所有小冊子(pamphlets)和書籍中，有關對外政策主題(軍備、殖民地、貿易和通商)的将近10000件，相比之下，涉及憲政和“斯圖亞特複辟”主題的隻有5000件左右;在1726—1763年間，前一類主題的數量基本上都保持在後一類一倍左右的規模。(52)這些數據表明英國民衆對英國争取并保持國際強勢地位的關注程度。而且，這種關注往往傾向于支持國家大戰略，有學者斷言，“從曆史回顧來看，1689—1815年間呈現出一種主流，即社會各階層廣泛贊同國家的對外和貿易戰略;即使在與北美殖民地人發生無利可圖的沖突時期，這種贊同也保持了平衡”。

近代英國的崛起原因三、财政汲取能力

一個國家的潛能以其領土人口規模及經濟實力爲基礎，同時，使這種潛能得以有效發揮出來的實際手段和具體措施也不可輕視，在許多時候，國家調集政府可支配資金的能力顯得更爲直接和有效。如前所述，光榮革命時的英國整體國力不強，遠遜于當時的歐洲霸主法國，但它卻能在對抗法國的鬥争中迅速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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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其重要原因是其優于其他歐洲國家的财政體系。

1689年到1815年間連綿不斷的戰争對任何歐洲國家的财政來說都是嚴峻的考驗，正常的稅收收入已難以經受這種考驗。法國由于其龐大的人口和經濟規模，國庫收入總額大大高于英國。理查德·邦尼的統計圖表清楚地表明，在1688年以後近一百年中，法國每年的國庫總收入始終比英國多出1/2至1倍以上。(54)但法國在資金籌措方面卻無法與英國匹敵，原因是它尋求資金來源的手段過于單一，除以稅收爲主幹的國庫收入之外，法國的其他财政手段頗爲笨拙。法國政府籌措戰争經費的另一個主要途徑是從私人銀行舉債，按沃勒斯坦的說法，這是一種“利用貨币貶值……不利于未來稅收的舉債形式”，商業銀行家出售以财政部對未來稅收的預期爲基礎的貼現債券，他們“實際上發行了以政府在戰争時期作出的并不可靠的諾言爲基礎的信用貨币，這個信用大廈在1709年崩塌了”。(55)路易十四死後，蘇格蘭冒險家約翰·勞(John Law)依靠發行紙币和股票等金融投機手段來拯救法國經濟，結果在1720年因密西西比公司倒閉再一次爆發金融危機，以緻法國人在整個18世紀都始終對紙币、銀行、債券和股票等戒心重重，而這些本應是振興法國财政的有效手段。(56)因此不難理解，财政困難持續困擾路易十五和路易十六的政府。法國直到1800年拿破侖當政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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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建立了承擔國家儲備銀行職能的“法蘭西銀行”(Banque de France)，比英國的同類機構“英格蘭銀行”(Bank of England)晚了106年。由于缺乏高效的中央銀行，法國發行國債和循環支付利息等資金籌措手段極不可靠。在1716到1771年間，法國的國債不僅沒有增加，反而減少了1/3。(57)故法國經濟學家艾薩克·德·平托(Isaac de Pinto)在1771年評論道，“毀滅法國金融的并非信譽本身，麻煩的是在需要之時信譽不起作用，這也許是後來(七年戰争中)災難的主要根源”。

英國在斯圖亞特王朝時期也與法國一樣，不存在任何系統性的公共債務，英國國王通常也隻是從私人銀行家那裏借取臨時性的債務，然後依靠日後的稅收等收入來償還。但威廉三世入主英國之後改變了英國的财政手段，他意識到自己是外國人，故不願意通過提高對英國人的稅收額度來增加國庫收入，相反，他更願意将荷蘭的公共債券實踐引入英國。他的想法得到了英國議會領袖們的積極響應，他們也認爲，通過對公共債務的直接投資将英國的有錢階層與政府綁到一起的确是一項好政策。光榮革命之後，英國政府開始大規模發行國債。英國國債種類繁多，一部分是可在一定期限後兌換的短期或稱貼現債券(unfunded debt)，也稱流動債務(floating debt)，另一部分是公司借貸等長期國債(funded debt)，也稱固定國債(consolidated debt)。其中，由大公司提供的長期國債對英國财政的貢獻最大，英國政府在授予大公司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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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貿易和其他特許權時往往要求公司向政府提供長期或永久貸款作爲條件，如1698年英國議會要求重組中的英國東印度公司向政府提供200萬英鎊的貸款，1702年又要求該公司提供120萬英鎊貸款。

爲保證國債系統和财政運轉的穩定，英國政府努力将流動債務轉變爲固定債務，即由大公司和大銀行受理散戶的短期債券，而這些公司和銀行集中向政府提供長期或永久貸款。例如，1711年，英國财政部與新建的南海公司(South Sea Company)進行交易，将900萬英鎊的短期債務一次性置換成固定國債。在18世紀中，英國固定國債在國債總額中的比例大增，而流動國債份額則下降到無足輕重的地位。在1696年，英國固定國債爲120萬英鎊，流動國債達1040萬英鎊，固定國債占國債總額的10.3%;到1748年，固定國債增達6870萬英鎊，流動國債卻隻有740萬英鎊，固定國債占國債總額的90.2%;到1785年，固定國債達2.396億英鎊，流動國債僅有580萬英鎊，固定國債占國債總額的97.6%。

使所有這些國債事務得以順利運作的一大創舉是“英格蘭銀行”的建立。随着光榮革命後英國國債業務的擴展，老式的“錢莊”顯然已難以勝任現代金融業務。從1691年起，以威廉·帕特森(William Paterson)和邁克爾·哥德弗裏(Michael Godfrey)爲首的一幫英國銀行家和富商倡議創建全新的全國性銀行來确保金融流通的安全。1694年英國議會終于同意他們的呼籲，但開出了這樣的條件：英格蘭銀行的120萬英鎊啓動本金将

作爲永久性貸款全部借給英國政府，政府則每年返回給該銀行8%約10萬英鎊的利息，并授予該銀行經營國債業務等一系列金融特權。(62)英格蘭銀行雖然由私人擁有和經營，但卻與英國政府有着極其密切的聯系，行使着許多本質上屬于政府的職能，實際上成爲類似于國家儲備銀行的金融機構。正因爲如此，雖然英格蘭銀行從一開始沒有一分錢現金(其本金已全部借給政府)，但它在世人眼裏卻是一個絕不可能倒閉的銀行，由此急劇吸納了龐大的資金，迅速擴張成爲一個金融帝國，也成爲英國政府幾乎取之不竭的資金來源，到1793年，英格蘭銀行的資金達1176.6萬英鎊，全部借貸給英國政府，之後銀行還獲得300多萬英鎊的盈利。

光榮革命後英國諸多階層的利益在政府中得到了較大體現，他們對新政府充滿了信心，更擔心詹姆斯二世的複辟活動将會推翻合乎他們意願的體制，因此英國民衆非常踴躍地購買債券，英國民衆人均認領的國債額在威廉三世時期達3.10英鎊，到美國獨立戰争時期更增加到29.15英鎊。(64)購買英國國債的不僅有英國本國的民衆，還有許多外國人和外國銀行，如荷蘭人、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猶太人以及法國的胡格諾教徒。正如沃勒斯坦指出的那樣，“英國國債賴以确立的關鍵信用是荷蘭銀行家及其金融盟友，包括那些組成所謂胡格諾教徒國際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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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65)這些源源不斷來自國内外的資金大大緩解了英國因戰争帶來的巨大财政壓力。在詹姆斯二世統治時期(1685—1688)，英國政府的年均财政支出僅爲216.8萬英鎊，威廉三世時期(1688—1702)年平均支出猛增至600萬英鎊左右，其中1696年達799.8萬英鎊;安妮女王時期(1702—1714)年均支出達760萬英鎊，其中1711年達1514.5萬英鎊;奧地利王位繼承戰争時期(1740—1748)達900萬英鎊，其中1748年達1194.3萬英鎊;七年戰争時期(1756—1763)達1450萬英鎊左右，其中1761年即達2222.2萬英鎊。(66)但政府運作卻未受到任何阻遏，其原因就在于來自巨額國債的堅強支撐。英國國債總額在1700年達到1420萬英鎊，1763年增至1.326億英鎊，1783年達2.318億英鎊。如此巨大的債務無疑超出英國政府的實際償還能力，即使是利息支付也已是沉重負擔。雖然英國國債約4%的利息額遠低于其他歐洲國家，隻有同時期法國國債利息的一半，但在1787年度，英國财政部僅支付國債利息就要耗費940萬英鎊，而當年英國整個的稅收和關稅收入隻有大約1300萬英鎊。

不過，英國政府這種幾乎純粹靠舉債度日的做法，其危險性并不像想象的那樣大。就國内債務而言，政府通過稅收收入來支付債務的利息，等于把納稅人的錢轉給了國債債主，這種财富的轉換固然是損害一部分人而讓另一部分人得利，但就英國整體而言，這種轉換并未産生任何影響，“就如同一個人的錢從一個口袋轉到另一個口袋一樣”。至于外債，英國政府需要将

英國财富以支付利息的方式轉給其他國家，但在另一方面，正如一些經濟學家早就指出的那樣，“這種大量償還外币的需要，或許可以刺激(也的确刺激了)用于出口貿易的生産以及就業。”無論是外債還是内債，光榮革命後英國政府通過國債獲得的大量資金使它得以大大提高國家支出，這種“國家支出的猛烈增長，特别是海軍部訂貨造成的對生鐵、木材、布匹和其他物資的巨大而持續的需求，造成一個‘反饋環’，促進了英國的工業生産，刺激了技術上一系列的突破”，爲工業革命的來臨開辟了道路。

此外，國債收入還使英國政府得以避免通過大幅度提高稅收來籌集戰費。當然，18世紀英國的稅收還是不斷增加的，稅收占國民收入的比例從斯圖亞特複辟王朝時期的3.5%增加到北美獨立戰争時期的11%—12%，但英國的稅收始終是穩步增加而非驟增的，而且主要是依靠征收間接稅而不是直接稅，故普通英國民衆并沒有明顯感受到來自稅收的壓力，他們也因此不會對政府的對外戰争有太大的抵觸，這對維持英國的社會政治穩定也極有幫助，使英國政府得以在無需顧忌國内動蕩的條件下全心追求其對外政策目标。不僅如此，或許是作爲英國政府的債主，許多英國人和英國公司最不願意看到的是現政府垮台從而讓自己的投資落空，他們也把政府打赢對外戰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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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英國在國際體系中的優勢地位與自己的個人利益挂起鈎來，這不期而然地起到了凝聚英國民衆向心力的作用。

當進入19世紀英國的世界霸主地位更加牢固之後，伴随着工業革命的興盛和貿易的全球性擴展，英國政府獲取資金的其他途徑更加有效，對國債的依賴也逐漸減低。拿破侖戰争結束之時英國的長期國債總額達8.46億英鎊，而此後英國盡管經曆了克裏米亞戰争、鎮壓印度民族大起義和布爾戰争等重大對外戰争，其國債總額卻反而下降，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其長期國債額隻有6.51億英鎊。

英國的地理環境

位置境域

英國是位于西歐的一個島國，是由大不列颠島上英格蘭、蘇格蘭、威爾士

英國政區圖

以及愛爾蘭島東北部的北愛爾蘭共同組成的一個聯邦制島國。

英國被北海、英吉利海峽、凱爾特海、愛爾蘭海和大西洋包圍。東臨北海，面對比利時、荷蘭、德國、丹麥和挪威等國;西鄰愛爾蘭，橫隔大西洋與美國、加拿大遙遙相對;北過大西洋可達冰島;南穿英吉利海峽行33公裏即爲法國。國土面積24.41萬平方公裏(包括内陸水域)。其中英格蘭地區13.04萬平方公裏，蘇格蘭7.88萬平方公裏，威爾士2.08萬平方公裏，北愛爾蘭1.41萬平方公裏。

氣候特征

英國屬溫帶海洋性氣候。英國受盛行西風控制，全年溫和濕潤，四季寒暑變化不大。溫帶落葉闊葉林帶。通

常最高氣溫不超過32℃，最低氣溫不低于-10℃，平均氣溫1月4～7℃，7月13～17℃。年平均降水量約1000毫米。北部和西部山區的年降水量超過2000毫米，中部和東部則少于800毫米。每年二月至三月最爲幹燥，十月至來年一月最爲濕潤。英國西北部多低山高原，東南部爲平原泰晤士河是國内最大的河流。英國終年受西風和海洋的影響，全年氣候溫和濕潤，适合植物生長。英國雖然氣候溫和，但天氣多變。一日之内，時晴時雨。

水文

塞文河(Severn River)是英國最長的河流，河長338公裏，發源于威爾士中部河道呈半圓形，流經英格蘭中西部，注入布裏斯托海峽。泰晤士河是英國最大的一條河流，流域面積1.14萬平方公裏，多年平均流量60.0立方米/秒，多年平均徑流量18.9億立方米。流域地理位置西經2°08′～東經0°43′，北緯51°00′～5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