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自唐代柳宗元的《封建論》

　　天地果無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則孰爲近？曰：有初爲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而莫能去之。蓋非不欲去之也，勢不可也。勢之來，其生人之初乎？不初，無以有封建。封建，非聖人意也。

　　彼其初與萬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無毛羽，莫克自奉自衛。荀卿有言：“必将假物以爲用者也。”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斷曲直者而聽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衆，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後畏，由是君長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爲群，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後有兵有德。又有大者，衆群之長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屬。于是有諸侯之列，則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諸侯之列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連帥之類，則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連帥之類又就而聽命焉，以安其人，然後天下會于一。是故有裏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自天子至于裏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

　　夫堯、舜、禹、湯之事遠矣，及有周而甚詳。周有天下，裂

裂土田而瓜分之，設五等，邦群後。布履星羅，四周于天下，輪運而輻集；合爲朝觐會同，離爲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禮傷尊，下堂而迎觐者。曆于宣王，挾中興複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魯侯之嗣。陵夷迄于幽、厲，王室東徙，而自列爲諸侯。厥後問鼎之輕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誅苌弘者有之，天下乖戾，無君君之心。餘以爲周之喪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得非諸侯之盛強，末大不掉之咎欤？遂判爲十二，合爲七國，威分于陪臣之邦，國殄于後封之秦，則周之敗端，其在乎此矣。

　　秦有天下，裂都會而爲之郡邑，廢侯衛而爲之守宰，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遊，攝制四海，運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爲得也。不數載而天下大壞，其有由矣：亟役萬人，暴其威刑，竭其貨賄，負鋤梃谪戍之徒，圜視而合從，大呼而成群，時則有叛人而無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殺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漢有天下，矯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數年之間，奔命扶傷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遲不救者三代。後乃謀臣獻畫，而離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國居半，時則有叛國而無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繼漢而帝者，雖百代可知

也。

　　唐興，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爲宜也。然猶桀猾時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時則有叛将而無叛州。州縣之設，固不可革也。

　　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适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遷其秩而已，何能理乎？”餘又非之。

　　周之事迹，斷可見矣：列侯驕盈，黩貨事戎，大凡亂國多，理國寡，侯伯不得變其政，天子不得變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

　　秦之事迹，亦斷可見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萬人側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

　　漢興，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國，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雖亂，不可變也，國人雖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後掩捕而遷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奸利浚财，怙勢作威，大刻于民者，無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謂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漢知孟舒于田叔，得魏尚于馮唐，聞黃霸之明審，睹汲黯之簡靖，拜之可也，複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輯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賞。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設使漢室盡城邑而侯王之，縱令其

亂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術莫得而施，黃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譴而導之，拜受而退已違矣；下令而削之，締交合從之謀周于同列，則相顧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則削其半，削其半，民猶瘁矣，曷若舉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漢事然也。

　　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善制兵，謹擇守，則理平矣。

　　或者又曰：“夏、商、周、漢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謂知理者也。

　　魏之承漢也，封爵猶建；晉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聞延祚。今矯而變之，垂二百祀，大業彌固，何系于諸侯哉？

　　或者又以爲：“殷、周，聖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當複議也。”是大不然。

　　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蓋以諸侯歸殷者三千焉，資以黜夏，湯不得而廢；歸周者八百焉，資以勝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爲安，仍之以爲俗，湯、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衛于子孫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爲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賢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後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繼世而理；繼世而理者，上果賢乎，下果不肖乎？則生

人之理亂未可知也。将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視聽，則又有世大夫世食祿邑，以盡其封略，聖賢生于其時，亦無以立于天下，封建者爲之也。豈聖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聖人之意也，勢也。”

　　自然界果真沒有原始階段嗎？我沒法知道。人類果真有原始階段嗎？我也沒法知道。那麽，（有或沒有原始階段）哪種說法比較接近事實呢？我認爲：有原始階段這種說法比較接近事實。怎麽知道這一點呢？從“封國土、建諸侯”的封建制就可以明白。那種封建制，經曆了古代賢明的帝王唐堯、虞舜、夏禹、商湯、周文王和周武王，沒有誰能把它廢除掉。不是不想把它廢除掉，而是事物發展的趨勢不允許，這種形勢的産生，大概是在人類的原始階段吧？不是原始階段的那種形勢，就沒有可能産生封建制。實行封建制，并不是古代聖人的本意。

　　人類在他的原始階段跟萬物一起生存，那時野草樹木雜亂叢生，野獸成群四處奔走，人不能像禽獸那樣抓撲啃咬，而且身上也沒有毛羽來抵禦嚴寒，不能夠光靠自身來供養自己、保衛自己。荀卿說過：“人類一定要借用外物作爲自己求生的工具。”借用外物來求生的必然會相争，争個不停，一定會去找那能判斷是非的人而聽從他的命令。那又有智慧又明白事理的人，服從

他的人一定很多；他把正确的道理告訴那些相争的人，不肯改悔的，必然要懲罰他，使他受痛苦之後感到懼怕，于是君長、刑法、政令就産生了。這樣附近的人就聚結成群，分成許多群以後，相互間争鬥的規模一定會大，相争的規模大了就會産生軍隊和威望。這樣，又出現了更有威德的人，各個群的首領又去聽從他的命令，來安定自己的部屬。于是産生了一大批諸侯，他們相争的規模就更大了。又有比諸侯威德更大的人，許多諸侯又去聽從他的命令，來安定自己的封國。于是又産生了方伯、連帥一類諸侯領袖，他們相争的規模還要大。這就又出現了比方伯，連帥威德更大的人，方伯、連帥們又去聽從他的命令，來安定自己的老百姓，這以後天下便統一于天子一人了。因此先有鄉裏的長官而後有縣的長官，有了縣的長官而後有諸侯，有了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了方伯、連帥而後才有天子。從最高的天子到鄉裏的長官，那些對人民有恩德的人死了，人們一定會尊奉他們的子孫爲首領。所以說封建制的産生不是聖人的本意，而是形勢發展的必然結果。

　　堯、舜、禹、湯的事離我們很遠了，到了周代記載就很詳備了。周朝占有天下，把土地像剖瓜一樣分割開來，設立了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分封了許多諸侯。諸

侯國像繁星似地羅列，四面遍布在大地上，集結在周天子的周圍，就像車輪圍繞着中心運轉，就像輻條集中于車毂；諸侯聚合起來就去朝見天子，分散開來就是守衛疆土的臣子、朝廷的捍衛者。但是往下傳到周夷王的時候，破壞了禮法，損害了尊嚴，天子隻得親自下堂去迎接朝見的諸侯。傳到周宣王的時候，他雖然倚仗着複興周王朝的功德，顯示出南征北伐的威風，終究還是無力決定魯君的繼承人。這樣日漸衰敗下去，直到周幽王、周厲王，後來周平王把國都向東遷移到洛邑，把自己排列在諸侯同等地位上去了。從那以後，問周天子傳國九鼎的輕重的事情出現了，用箭射傷天子肩膀的事情出現了，讨伐天子大臣凡伯、逼迫天子殺死大夫苌弘這樣的事情也出現了，天下大亂，再沒有把天子看作天子的了。我認爲周王朝喪失統治力量已經很久了，隻不過還在公侯之上保存着一個空名罷了！這豈不是諸侯勢力太強大而指揮不動，就像尾巴太大以至搖擺不動所造成的過失嗎？于是周王朝的統治權分散到十二個諸侯國，後來又合并爲七個強國，王朝的權力分散到陪臣掌政的國家，最後被很晚才封爲諸侯的秦國滅掉。周朝敗亡的原因，大概就在這裏了。

　　秦朝統一了全國後，不分諸侯國而設置郡縣，廢除諸侯而委派郡縣長官。秦

占據了天下的險要地勢，建都于全國的上遊，控制着全國，把局勢掌握在手裏，這是它做得對的地方。但沒過幾年便天下大亂，那是有原因的。它多次征發數以萬計的百姓服役，使刑法越來越殘酷，耗盡了财力。于是那些扛着鋤木棍被責罰防守邊境的人們，彼此遞個眼色就聯合起來，怒吼着彙合成群，奮起反秦。那時有造反的老百姓而沒有反叛的官吏，老百姓在下怨恨秦王朝；官吏在上懼怕朝廷。全國四面八方互相配合，殺郡守劫縣令的事情在各地同時發生。錯誤在于激起了人民的怨恨，并不是郡縣制的過失。

　　漢朝統一了全國之後，糾正秦朝的錯誤，沿襲周朝的封建制，分割天下，分封自己的子弟和功臣爲諸侯王。但沒有幾年，爲了平息諸侯國的叛亂便聞命奔赴鎮壓，以至連救死扶傷都來不及，漢高祖劉邦被圍困在平城，被飛箭射傷，如此衰落不振達三代之久。後來由于謀臣獻策，才分散削弱諸侯王的勢力并由朝廷命官管理諸侯國。但是漢朝開始恢複封建制的時候，諸侯國和郡縣各占一半疆域，那時隻有反叛的諸侯國而沒有反叛的郡縣，秦朝郡縣制的正确性也已經明白清楚了。繼漢朝而稱帝的，就是再過一百代，郡縣制比封建制優越，也是可以知道的。

　　唐朝建立以後，設置州縣，任命州縣的長官，這是它做得

正确的地方。但還是有兇暴狡猾的人不時起來叛亂、侵州奪縣的情況出現，過失不在于設置州縣而在于藩鎮擁有重兵，那時有反叛的藩鎮将領而沒有反叛的州縣長官。郡縣制的建立，确實是不能改變的。

　　有的人說：“封建制的世襲君長，一定會把他管轄的地區當作自己的土地盡心治理，把他管轄的老百姓當作自己的兒女悉心愛護，使那裏的風俗變好，把那裏的政治治理好，這樣施行教化就比較容易。郡縣制的州縣地方官，抱着得過且過的心理，一心隻想升官罷了，怎麽能把地方治理好呢？”我認爲這種說法也是不對的。

　　周朝的情況，毫無疑問地可以看清楚了：諸侯驕橫，貪财好戰，大緻是政治混亂的國家多，治理得好的國家少。諸侯的霸主不能改變亂國的政治措施，天子無法撤換不稱職的諸侯國的君主，真正愛惜土地愛護人民的諸侯，一百個中間也沒有一個。造成這種弊病的原因在于封建制，不在于政治方面。周朝的情況就是如此。

　　秦朝的情況，也完全可以看清楚了：朝廷有治理百姓的制度，而不讓郡縣專權，這是正确的；中央有管理政務的大臣，不讓地方官自行其是，這也是正确的。但是郡縣不能正确發揮郡縣制的作用，郡守、縣令不能很好地治理人民。殘酷的刑罰、繁重的勞役，使萬民怨恨。這種過

失在于政治方面，不在于郡縣制本身。秦朝的情況便是這樣。

　　漢朝建立的時候，天子的政令隻能在郡縣推行，不能在諸侯國推行；天子隻能控制郡縣長官，不能控制諸侯王。諸侯王盡管胡作非爲，天子也不能撤換他們；侯王國的百姓盡管深受禍害，朝廷卻無法解除他們的痛苦。隻是等到諸侯王叛亂造反，才把他們逮捕、流放或率兵讨伐、以至滅掉他們。當他們的罪惡尚未充分暴露的時候，盡管他們非法牟利搜刮錢财，依仗權勢作威作福，給百姓造成嚴重的傷害，朝廷也不能對他們怎麽樣。至于郡縣，可以說是政治清明、社會安定了。根據什麽這樣講呢？漢文帝從田叔那裏了解到孟舒，從馮唐那裏了解到魏尚，漢宣帝聽說黃霸執法明察審慎，漢武帝看到汲黯爲政簡約清靜，那麽就可以任命黃霸做官，可以恢複孟舒、魏尚原來的官職，甚至可以讓汲黯躺着任職，委任他隻憑威望去安撫一個地區。官吏犯了罪可以罷免，有才幹可以獎賞。早上任命的官吏，如果發現他不行正道，晚上就可以撤了他；晚上接受任命的官吏，如果發現他違法亂紀，第二天早上就可以罷免他。假使漢王朝把城邑全部都分割給侯王，即使他們危害人民，也隻好對它發愁罷了。孟舒、魏尚的治理方法不能施行，黃霸、汲黯的教化無法推行。如果公開

譴責并勸導這些侯王，他們當面接受，但轉過身去就違反了；如果下令削減他們的封地，互相串通聯合行動的陰謀就會遍及侯王各國之間，那麽大家都怒眼圓睜，氣勢洶洶地反叛朝廷。萬一他們不起來鬧事，就削減他們的一半封地，即使削減一半，百姓還是受害了，何不把諸侯王完全廢除掉來保全那裏的人民呢？漢朝的情況就是這樣。

　　今天國家完全實行郡縣制，不斷地任命郡縣長官，這種情況是肯定不能改變了。隻要好好地控制軍隊，慎重地選擇地方官吏，那麽政局就會安定了。

　　有人又說：“夏、商、周、漢四代實行封建制，他們統治的時間都很長久，而秦朝實行郡縣制，統治的時間卻很短。”這更是不懂得治理國家的人說的話。

　　魏繼承漢朝，分封貴族的爵位仍然實行封建制；西晉繼承魏，因襲舊制不加改變，但魏和晉都很快就衰亡了，沒聽說有國運長久的。唐朝糾正魏晉的過失改變了制度，享國已近二百年，國家基業更加鞏固，這與分封諸侯又有什麽關系呢？

　　有人又認爲：“治理商、周二代的是聖明的君王啊，他們都沒有改變封建制，那麽，本來就不應當再議論這件事了。”這種說法大大的不對。

　　商、周二代沒有廢除封建制，是不得已的。因爲當時歸附商朝的諸侯有三千個，商朝靠了他們的力

量才滅掉了夏，所以商湯就不能廢除他們；歸附周朝的諸侯有八百個，周朝憑借他們的力量才戰勝了商朝，所以周武王也不能廢棄他們。沿用它來求得安定，因襲它來作爲習俗，這就是商湯、周武王不得不這樣做的原因。他們是不得已的，并不是什麽大公無私的美德，而是有私心，是要使諸侯爲自己出力，并保衛自己的子孫。秦朝用廢除分封諸侯的辦法來作爲制度，是最大的公；它的動機是爲私的，是皇帝想要鞏固個人的權威，使天下的人都臣服于自己。但是廢除分封，以天下爲公，卻是從秦朝開始的。

　　至于天下的常理，是治理得好、政局安定，這才能得到人民的擁護。使賢明的人居上位，不肖的人居下位，然後才會清明安定。封建制的君長，是一代繼承一代地統治下去的。這種世襲的統治者，居上位的果真賢明嗎？居下位的真的不肖嗎？這樣，人民究竟是得到太平還是遭遇禍亂，就無法知道了。如果想要對國家有利而統一人民的思想，而同時又有世襲大夫世世代代統治他們的封地，占盡了諸侯國的全部國土，即使有聖人賢人生在那個時代，也會沒有立足之地，這種後果就是封建制造成的。難道是聖人的制度要使事情壞到這種地步嗎？所以我說：“這不是聖人的本意，而是形勢發展的結果。”

柳宗元（773年

－819年），字子厚，唐代河東（今山西運城）人，傑出詩人、哲學家、儒學家乃至成就卓著的政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著名作品有《永州八記》等六百多篇文章，經後人輯爲三十卷，名爲《柳河東集》。因爲他是河東人，人稱柳河東，又因終于柳州刺史任上，又稱柳柳州。柳宗元與韓愈同爲中唐古文運動的領導人物，并稱“韓柳”。在中國文化史上，其詩、文成就均極爲傑出，可謂一時難分軒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