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自明代張溥的《五人墓碑記》

　　五人者，蓋當蓼洲周公之被逮，激于義而死焉者也。至于今，郡之賢士大夫請于當道，即除魏閹廢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于其墓之門，以旌其所爲。嗚呼，亦盛矣哉！

　　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爲時止十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貴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沒不足道者，亦已衆矣；況草野之無聞者欤？獨五人之皦皦，何也？

　　予猶記周公之被逮，在丙寅三月之望。吾社之行爲士先者，爲之聲義，斂赀财以送其行，哭聲震動天地。缇騎按劍而前，問：“誰爲哀者？”衆不能堪，抶而仆之。是時以大中丞撫吳者爲魏之私人毛一鹭，公之逮所由使也；吳之民方痛心焉，于是乘其厲聲以呵，則噪而相逐。中丞匿于溷藩以免。既而以吳民之亂請于朝，按誅五人，曰顔佩韋、楊念如、馬傑、沈揚、周文元，即今之傫然在墓者也。

　　然五人之當刑也，意氣揚揚，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談笑以死。斷頭置城上，顔色不少變。有賢士大夫發五十金，買五人之頭而函之，卒與屍合。故今之墓中全乎爲五人也。

　　嗟乎！大閹之亂，缙紳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幾人欤？而五人生于編伍之間，素不聞詩書之訓，激昂大義，蹈死不顧，亦曷故哉？且矯诏紛出，鈎黨

黨之捕遍于天下，卒以吾郡之發憤一擊，不敢複有株治；大閹亦逡巡畏義，非常之謀難于猝發，待聖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謂非五人之力也。

　　由是觀之，則今之高爵顯位，一旦抵罪，或脫身以逃，不能容于遠近，而又有剪發杜門，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賤行，視五人之死，輕重固何如哉？是以蓼洲周公忠義暴于朝廷，贈谥褒美，顯榮于身後；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無不有過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領，以老于戶牖之下，則盡其天年，人皆得以隸使之，安能屈豪傑之流，扼腕墓道，發其志士之悲哉？故餘與同社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爲之記，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

　　賢士大夫者，冏卿因之吳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長姚公也。

　　本文寫的是明末天啓六年（1626）三月蘇州市民反抗閹黨的鬥争。

張溥（1602～1641），明代文學家。初字乾度，後字天如，號西銘。直隸太倉（今屬江蘇）人。崇祯進士，選庶吉士，自幼發奮讀書，明史上記有他“七錄七焚”的佳話。與同鄉張采齊名，合稱“婁東二張”。張溥曾與郡中名士結爲複社，評議時政，是東林黨與閹黨鬥争的繼續。張溥在文學方面，推崇前後七子的理論，主張

複古，又以“務爲有用”相號召。一生著作宏豐，編述三千餘卷，涉及文、史、經學各個學科，精通詩詞，尤擅散文、時論。代表作有《五人墓碑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