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寫詩嗎？你還讀詩嗎？也許都不。詩歌早就讓人遺忘了！

這是一個羞于談詩的時代。曾幾何時，“童子能解《長恨》曲”、“凡有井水處，皆能歌柳詞”，寫詩與讀詩成爲一種時代風尚。如今，人們心中景仰的對象早已不是“詩神”， 一個大學生見到“土豪”與“歌星”比見到一位詩人更容易激動了，送一部“iphone6”比寫一首詩給心儀的女生更容易捕獲她的芳心了。在物欲橫流、娛樂至上、金錢第一的消費語境下，“詩神”的的确确讓位給了“财神”。難怪評論家藍棣之說：“八十年代一個清華的同學不懂詩歌會被笑話，而九十年代誰懂詩歌誰會被笑話。”是啊，當今的大學校園再也難覓到一位“詩神”了，喜歡詩歌的男生或女生往往被視爲“異類”，學生們追捧的是“女神”、“男神”與“學霸”。整個社會都不屑于談詩了，詩心泯滅了，“思财”更強烈了，人們關注更多的是創業與賺錢，是極端世俗化的物質人生。詩的神聖性和對詩人充滿敬意的稱呼仿佛成了遙遠的記憶和恍如隔世的呓語。

這是一個不出“真詩”與“好詩”的時代。詩歌是人類最精粹、最華美、最動人、最有思想的語言藝術。然而如今，我們所看到的更多是“口水詩”、“垃圾詩”、“下半身詩”，大量的“僞詩”、“廢詩”和“非詩”充斥原本逼

逼仄的詩壇，優秀的詩人鳳毛麟角、精品力作難得一見。諸如“一隻螞蟻，另一隻螞蟻，一群螞蟻/可能還有更多的螞蟻”（《我終于在一棵樹下發現》），以及“毫無疑問/我做的餡餅/是全天下/最好吃的”（《一個人來到田納西》，這樣的詩作平白膚淺，毫無詩意、詩境、詩思、詩美，要麽是日常便條式的書寫，要麽純粹是“大白話”，叫人如何不拒它？還有“與美麗豐滿的/朋友之妻/在酒吧對坐……當時我滿腦/都是肮髒的念頭/幾乎一直在想/要是能把/這個女人/抱上床/那該多爽”（《朋友妻》），這種賺人眼球的俗氣之作徹底颠覆了詩歌的雅緻與高貴。“口水詩”的庸常化、“下半身詩”的欲望化、“垃圾詩”的“崇低向下與粗糙放浪”徹底敗壞了人們欣賞詩歌的胃口，将詩歌從聖壇推入地府，将原本愛好詩歌的讀者擊得潰不成軍，使他們對當下詩壇産生抵觸甚至敵對的情緒。

然而，在文學市場化的時代背景中，具有多重選擇權的讀者見不到好詩，就必然選擇抛棄詩歌與詩人。曾經神聖的詩人頭銜與光環已黯然失色，詩歌刊物遭遇生存性危機、難以爲繼，這早已是令詩壇尴尬的明擺事實。尤其是當大衆文化以極強的娛樂性、快餐性和消費性，逐漸改變了人們精神消遣的方式以後，大量粗制濫造的“俗詩”與“惡詩”依然泛濫

詩壇，根本無法滿足人們對詩歌的審美期待時，讀者對當今詩壇選擇“遺忘”将是必然的現實存在和長久趨勢。

可以說，當代詩歌遭遇了空前的冷遇與困境。随着人文精神的世俗沉淪，在一個極度“媚俗”和崇尚物質消費的時代語境中，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詩歌盛況不再，孕育與産生詩歌的土壤發生了變化，世俗社會擊垮了世人的詩思，詩歌的邊緣化有不可避免的曆史因素。正因如此，許多詩人一旦精神理想與世俗社會沖突抵牾，當生理、心理、精神氣質與現實矛盾無法調和時，他們往往選擇以“自殺”的方式抛棄世界，企圖用最強硬的抗争姿态超越世俗，殉詩殉道。海子卧軌，顧城殺妻後自殺，戈麥跳河，徐遲、昌耀、陳超等詩人跳樓身亡，等等。新時期以來，中國詩人自殺事件層出不窮，令人心悸，無不昭示了當代詩歌發展的迷茫與困境。近些年來的“下半身詩歌”、“垃圾詩派”、“梨花體”和“羊羔體”等種種詩歌現象，引來口誅筆伐、非議一片，無不說明大衆對詩歌精英立場與高貴精神蛻化的隐憂，對“僞詩”、“非詩”的憤怒與失望。

人們不禁要問，當代詩歌爲何遭遇寒冬，淪落到這種地步？責任在誰？我們僅能責難這是一個沒有“詩神”的時代嗎？海德格爾曾說：“詩的本質是真理的确立。”的确，詩人

本來是社會良知的代表，是真理的堅守者與呼喚者，是時代強音的制造者。不出好詩與真詩，詩人當然難辭其咎。思想的膚淺、語言的蒼白，不加強藝術修養的錘煉，不擁抱激蕩熱烈的生活，更沒有“兩句三年得，一吟淚雙流”的苦吟精神，哪能寫出好詩？很多“詩人”以爲把漢語白話分行排列組合就變成了詩歌，悲哉。也有學者指出，當前詩歌的貧弱源于大衆媒介對詩歌功能的削弱。目前，報紙、網絡、電影、電視等傳播媒介改變了人們接受信息與閱讀文學作品的方式，影響了人們精神消費的行爲模式。尤其是智能手機的流行，使得人們發布微博、微信、短信等更爲方便，淺閱讀取代了深閱讀，流行文化元素擠壓了精英文化的傳播空間。曾經人們讀到一首精彩的詩歌激動不已，如今人們更願意轉發一些搞笑而又無聊的“段子”愉悅他人。批評家劉川鄂認爲：“在這個物質主義與消費主義的時代，财神取代詩神，腦筋急轉彎取代思想，潇灑取代浪漫，做x取代愛情，詩歌當然在文學邊緣化的最邊緣。”

可以說，大衆媒介催生的大衆文化逐漸消解與瓦解了詩歌提升人們審美品味的功能。當大量的官員詩歌和商人詩歌利用其特殊身份或利益鏈在媒介強勢推出時，甚至爆得大名大獎時，勢必打擊優秀詩人的創作和影響讀者對詩

壇的信心。讀者從各種傳播媒介中再也讀不到好詩與精品，除了失望和離開，他們還能做什麽？此外，還有第三種觀點認爲詩評家的失職與缺位加速了當前詩歌的衰敗。青年詩評家霍俊明曾在一次訪談中深有感慨：“很多批評家已經喪失了對詩歌的閱讀能力，對詩歌的新變和複雜的詩歌現場失去了關注、觀察和田野作業的能力。而在後工業時代，這些面孔又淪落爲欲望和金錢的風塵，成了官僚詩人、商人詩人的擡轎者和令人肉麻的吹鼓手。”詩評家原本應該是詩歌理論的先導者，是當代詩歌創作實踐的引路人，然而在浮躁的後工業時代和一個極度媚俗化的社會裏，很多詩歌批評已經失去了有效性和基本活力，并不能爲當下詩歌的發展帶來任何正能量。可見，我們不難發現當前詩歌遭遇困境的原因是多元、多樣的，諸如時代語境的攪和、詩人自身素質的下降、讀者群的變化、批評家的失職、文學市場的新變，等等外部環境與内在機制，不一而足，十分複雜。

但我們又不甘于承認“詩歌已死”。每一位愛好詩歌的人都心存願景，希望當代詩歌能重振往日輝煌，能“鳳凰”涅、浴火重生。那麽，當前詩歌應該如何突破瓶頸與困境，獲得重生呢？竊以爲，詩歌就是文學中的“陽春白雪”，是高雅和高貴的，詩歌創作必須拒絕媚

俗捍衛高雅，必須苦心經營排斥速成，必須擁抱生活心懷衆生。詩人應該是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蘊、真理意識、擔當精神和審美品位的人，他們能在價值失範、信仰迷茫、心氣浮躁的物質社會中耐得住寂寞，能在孤獨和清貧中爲世俗人生提供清醒的精神參照，指出自我反思與升華的心靈路徑。詩歌不是“俗物”，它具有關懷世俗生活的價值立場，承擔着對世俗精神雅化的價值功能。詩人隻有超脫名利、抵制浮躁，放飛自由的心靈，堅守詩人固有的精神家園，追求詩歌内在的審美品性，才能創作出具有“詩意、詩性、詩境和詩美”的好詩。不是什麽人都可以成爲詩人的，今天的新詩創作因爲門檻低，給很多急功近利者或欲以“詩人”美化身份的投機者提供了“玩弄文學”的機會。如果我們的詩壇和批評界對此不加抵制，那麽當代詩歌的複興則無希望。

誠然，當前詩歌走出困境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中國自古以來就是詩歌的王國，曆朝曆代從來不乏優秀的詩才。“千裏馬”安在，“伯樂”何在？建設與發展當代新詩需要“合力”，需要所有愛好詩歌的人共同努力，去發現人才，扶持詩才，并給當代詩歌創作一片應有的淨土，無論是官方抑或民間都不應苛責“詩人何爲”，而應積極做到“我爲詩有所爲”。

我們愛詩，更期待好詩

，相信當代詩歌将走出孤獨和冷寂，重振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