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關鍵詞:鄭谷詩史内容藝術手法風格

　　論文摘要:晚唐詩人鄭谷，創作了大量堪稱“詩史”的詩篇。他通過運用典型化的手法，将叙事、抒情巧妙地結合，廣泛而深刻地揭示了唐末的社會現實及世人的心理狀态，呈現出沉郁的風格，在當時産生了重大影響。

　　鄭谷，字守愚，袁州宜春(今江西宜春)人，生于宣宗大中年間，卒于唐盡梁初之時，主要經曆彭、嘻、昭、哀四朝。生逢亂世，際遇坎坷。在其現存的詩歌中，約有三分之一反映了唐末的社會現實及世人的心理狀态，堪稱“晚唐鹹通後禧、昭宗時代的詩史。

　　在中國詩歌史上，“詩史”這一概念最早見于晚唐孟菜的《本事詩·高逸第三》:“杜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于詩，推見至隐，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爲‘詩史’。”由此可見“詩史”最早是用來評價杜甫詩歌創作的。自孟茶後，曆來對“詩史”的解釋衆說紛纭，總體說來，有兩種主要觀點:一種認爲“詩史善紀事”(邵雍《詩史吟》)。即“詩史”應廣泛反映時事，可以詩證史或補史之網。如黃宗羲《姚江逸詩序》雲:“詩之爲史相表裏也”，《萬履安先生詩序》雲:“今之稱杜詩者以爲詩史，亦信然矣。然注杜者但見以史證詩，謂一代曆史，未聞以詩補史之網o”另一種則認爲“詩史”不僅記載時事，還通過

過個人生活遭遇及情感體驗，多方面反映時事，是廣闊的時代背景、深刻的曆史内涵、生動的精神世界的統一，是一代曆史與心靈史的結合。如胡宗愈《成都新刻草堂先生詩碑序》雲:“先生以詩鳴于唐，凡出處去就，動息勞疾，悲歡憂樂，忠憤感激，好賢惡惡，一見于詩，讀之可以知世，學士大夫，謂之詩史。”浦起龍《讀杜心解》亦雲:“史家隻載得一時事迹，詩家直顯出一時氣運。詩之妙，正在史筆不到處。”

　　筆者認爲，第二種觀點更爲全面，因爲‘重大事件’發生的時刻，……它能‘急劇地改變幾乎所有人的生存狀态’，從而活生生地發生在幾乎每個人的行爲中，發生在每個人的喜怒哀樂中。因此，“詩史”既包含詩人生活時代的社會現實，也包含由此而産生的情感體驗，是用詩的形式來反映曆史生活的真實面貌和詩人敏銳感受到的時代氛圍，在揭示社會的本來面目和心理狀态的同時，從更高層次上把握曆史精神。

　　基于上述“詩史”标準，根據嚴壽澄、黃明、趙昌平《鄭谷詩集箋注》，經初步統計，鄭谷現存詩三百二十餘首，其中堪稱“詩史”的有百餘首。這些詩作廣泛而深刻地展現了唐末社會動蕩、王室衰微、民生疾苦的時代風貌，并将親身經曆和主觀感受融彙其中，扣人心弦，感人至深。

　　晚唐末

期，戰亂頻繁發生，人民四處逃亡，到處呈現出一片衰敗景象。在鄭谷的詩歌中，有大量關于戰争及其戰後景象的描寫。“高秋軍旅齊山樹，昔日漁家是野營。牢落故居灰燼後，黃花紫蔓上牆生。”(《諸宮亂後作》)反映了黃巢攻破長安前，江陵兩遭兵火的破敗景象。《梓漳歲暮》:“江城無宿雪，風物易爲春。酒美消磨日，梅香著莫人。老吟窮景象，多難損精神。漸有還京望，綿州減戰塵。”揭示了黃巢被鎮壓後，中和四年東西川楊、陳交兵，嘻宗及從難臣民歸途阻絕的史實。《長安感興》所記“落日狐兔徑，近年公相家”的景況可視爲史載亂後“荊棘滿城，狐兔縱橫”的印證。‘舊暮寒擎急，邊軍在雍岐。”(《搖落》)表現了對新的戰事的隐憂。此外，《鎂破》《漂泊》《初還京師寓止府署偶題屋壁》《奔問三峰寓止近墅》《壬戌西幸後》《黯然》等，也均對唐末戰争及戰後的凄涼景象有所反映。

　　戰争的頻繁發生，勢必給社會帶來極大的破壞，加之賦稅的沉重，地主富商的盤剝，百姓生活貧困、流離失所，與之相反，權貴們卻仍舊過着窮奢極欲的生活。鄭谷關心民生疾苦，并對此進行了廣泛反映。《感興》:“禾黍不陽豔，競栽桃李春。翻令力耕者，半作賣花人。”通過描述百姓荒廢田園，競相種花的奇特景象，揭露

了富豪之家奢靡的生活。《偶書》:“承時偷喜負明神，務實那能得庇身?不會蒼蒼主何事，忍饑多是力耕人。”反映了百姓的貧困生活，并流露出深深的同情。而《錦二首》其一:“布素豪家定不看，若無文彩人時難。紅迷天子帆邊日，紫奪星郎帳外蘭。春水灌來雲雁活，夜機挑處雨燈寒。舞衣轉轉求新樣，不問流離桑拓殘。”将貧苦百姓的雨夜挑機、清燈熒熒、饑寒交迫，與達官貴人的舞衣旋轉、香風陣陣、仙樂飄揚，進行對照，憤慈之情溢于言表。

　　同時，鄭谷對統治者的昏庸、官場的黑暗、科場的不公也進行了揭露與批判。《順動後藍田偶作》:“小谏升中谏，三年侍玉除。且言無所補，浩歎欲何如。宮網飛灰燼，殡牆落裏間。藍峰秋更碧，沾灑望變輿。”悲歎帝王不聽取臣下意見，一意孤行，導緻傾覆的可悲下場。((蜀江有吊》:“孟子有良策，惜哉今已而。徒将心體國，不識道消時。折檻未爲切，沉湘何足悲。蒼蒼無問處，煙雨遍江籬。”痛斥宦官對朝政的掌控及對忠良的迫害。《早人谏院二首》其一:“玉階春冷未催班，暫拂塵衣就紛眠。孤立小心還自笑，夢魂潛繞禦爐煙。”反襯官場的污濁與險惡。《贈楊夔二首》其二:“時無韓柳道難窮，也覺天公不至公。看取年年金榜上，幾人才氣似揚雄。”揭露科舉舞弊的盛

行及對人才的埋沒。總之，末世的種種弊端幾乎都在鄭谷詩作中有所體現。 此外，長期的科舉和仕宦生涯，使鄭谷四處漂泊、颠沛流離。在這一過程中，他已深深感受到李唐王朝日趨沒落、無可挽救的現實。統治者的閉目塞聽，官場的黑暗污濁，世風的澆薄腐化……這些，他都無力改變，隻得在風雨飄搖中保持自己不與奸候同流合污的高潔品格，并最終選擇隐退。這從“誰知野性真天性，不扣權門扣道門。”(《自遣》)“坐看群賢争得路，退量孤分且吟詩。”(《春暮詠懷寄集賢韋起居衰》)中均可體現出來。盡管詩人的這種潔身自好思想及歸隐志趣，顯得十分消極和軟弱，但亦是基于對社會現實的體認，亦是對黑暗社會的抗争，在唐末朝政日非的情況下，難能可貴。

　　綜上所述，唐末的社會現實及時代風貌幾乎都能在鄭谷漂流江湖的一葉扁舟中得到直接或間接的反映，這些詩歌，堪稱唐末“詩史”。

　　與詩歌的“詩史”性質相适應，鄭谷在藝術手法和風格上也力求創新，别具一格。

　　他不單純的以事感人，而是注重主觀情感的抒發，将叙事、抒情融爲一體，記叙的是時事，反映的是曆史的真實，抒發的是一己情懷，從而更具感動人心的力量。《送進士許彬》:“泅上未休兵，壺關事可驚。流年催我老，遠道念軍行。殘

雪臨晴水，寒梅發故城。何當食新稻，歲穩又時平。”在記叙徐、灑一帶連年征戰及亂後城池荒廢的同時，抒發無限的痛惜及對河東唐師讨李克用失利的憂慮。《奔避》:“奔避投人遠，漂零易感恩。愁髯霜飒飒，病眼淚昏昏。孤館秋聲樹，寒江落照村。更聞歸路絕，新寨截荊門。”記錄了秦宗權久圍荊南，道路阻絕，詩人滞留蜀中的史實，并表達了内心的愁苦和絕望，巧妙地将客觀的真實叙述與主觀的強烈抒情相結合。

　　同時，他善用典型化的手法，選取富有代表性的事件和意象，進行細緻人微的叙述和描寫，充滿真實感。《巴江》:“亂來奔走巴江濱，愁客多于江激人。朝醉暮醉雪開霧，一枝兩枝梅探春。诏書罪己方哀痛，鄉縣征兵尚苦辛。鬓秃又驚逢獻歲，眼前渾不見交親。”通過避亂人蜀、嘻宗罪己、鄉縣征兵等典型事件，從側面反映唐末的第二次大動亂及其對社會的破壞。《江際》“杳杳漁舟破嗅煙，疏疏蘆葦舊江天。那堪流落逢搖落，可得潛然是偶然。萬傾白波迷宿鹭，一林黃葉送殘蟬。兵車未息年華促，早晚閑吟向滬川?”選取了“漁舟破嗅煙”“蘆葦舊江天”“白波迷宿鹭”“黃葉送殘蟬”四個蕭條冷落的意象，反映了戰亂帶來的凄涼色彩，傳達了流落江湖的落寞情懷。通過對具體事件的叙寫及對細微景

象的描繪，使詩歌的表現力大大增強。

　　沉重的現實主題、悲傷的孤寂情懷、凄涼的場景選擇，使得鄭谷的“詩史”帶有沉郁的風格。唐王朝的搖搖欲墜，使得大唐盛世終成曆史、中興之夢化爲泡影，晚唐的詩人們已不可能再擁有盛唐文人的昂揚雄風和中唐士子的矯激不平，他們隻有懷着濃重的悲哀走向自我心境的挖掘。鄭谷雖力矯“浮華重發作，雅正甚湮淪。”(《故少師從翁隐岩别墅亂後棒蕪感舊槍懷遂有追紀》)的時風，亦不免染上末世的衰飒，因此二者的沉郁并不相同。“杜詩之沉郁如雪中之松，蒼勁挺拔;而鄭谷詩的沉郁則如‘霜中之菊’，凄涼悲切。

　　縱觀中國文學發展史，每當社會處于劇烈動蕩之際，“詩史”的出現就會成爲時代的必然。(詩經》如此，以“三曹”“七子”爲代表的建安詩人如此，杜甫如此，鄭谷亦如此。盡管他的成就不及前人，但亦是構成“詩史”鏈上的必要一環，在當時産生了重大影響，“亦晚唐巨擎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