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19-09-16 05:57:12
你寫詩嗎?你還讀詩嗎?也許都不。詩歌早就讓人遺忘了!
這是一個羞于談詩的時代。曾幾何時,“童子能解《長恨》曲”、“凡有井水處,皆能歌柳詞”,寫詩與讀詩成爲一種時代風尚。如今,人們心中景仰的對象早已不是“詩神”, 一個大學生見到“土豪”與“歌星”比見到一位詩人更容易激動了,送一部“iphone6”比寫一首詩給心儀的女生更容易捕獲她的芳心了。在物欲橫流、娛樂至上、金錢第一的消費語境下,“詩神”的的确确讓位給了“财神”。難怪評論家藍棣之說:“八十年代一個清華的同學不懂詩歌會被笑話,而九十年代誰懂詩歌誰會被笑話。”是啊,當今的大學校園再也難覓到一位“詩神”了,喜歡詩歌的男生或女生往往被視爲“異類”,學生們追捧的是“女神”、“男神”與“學霸”。整個社會都不屑于談詩了,詩心泯滅了,“思财”更強烈了,人們關注更多的是創業與賺錢,是極端世俗化的物質人生。詩的神聖性和對詩人充滿敬意的稱呼仿佛成了遙遠的記憶和恍如隔世的呓語。
這是一個不出“真詩”與“好詩”的時代。詩歌是人類最精粹、最華美、最動人、最有思想的語言藝術。然而如今,我們所看到的更多是“口水詩”、“垃圾詩”、“下半身詩”,大量的“僞詩”、“廢詩”和“非詩”充斥原本逼
逼仄的詩壇,優秀的詩人鳳毛麟角、精品力作難得一見。諸如“一隻螞蟻,另一隻螞蟻,一群螞蟻/可能還有更多的螞蟻”(《我終于在一棵樹下發現》),以及“毫無疑問/我做的餡餅/是全天下/最好吃的”(《一個人來到田納西》,這樣的詩作平白膚淺,毫無詩意、詩境、詩思、詩美,要麽是日常便條式的書寫,要麽純粹是“大白話”,叫人如何不拒它?還有“與美麗豐滿的/朋友之妻/在酒吧對坐……當時我滿腦/都是肮髒的念頭/幾乎一直在想/要是能把/這個女人/抱上床/那該多爽”(《朋友妻》),這種賺人眼球的俗氣之作徹底颠覆了詩歌的雅緻與高貴。“口水詩”的庸常化、“下半身詩”的欲望化、“垃圾詩”的“崇低向下與粗糙放浪”徹底敗壞了人們欣賞詩歌的胃口,将詩歌從聖壇推入地府,将原本愛好詩歌的讀者擊得潰不成軍,使他們對當下詩壇産生抵觸甚至敵對的情緒。
然而,在文學市場化的時代背景中,具有多重選擇權的讀者見不到好詩,就必然選擇抛棄詩歌與詩人。曾經神聖的詩人頭銜與光環已黯然失色,詩歌刊物遭遇生存性危機、難以爲繼,這早已是令詩壇尴尬的明擺事實。尤其是當大衆文化以極強的娛樂性、快餐性和消費性,逐漸改變了人們精神消遣的方式以後,大量粗制濫造的“俗詩”與“惡詩”依然泛濫
詩壇,根本無法滿足人們對詩歌的審美期待時,讀者對當今詩壇選擇“遺忘”将是必然的現實存在和長久趨勢。
可以說,當代詩歌遭遇了空前的冷遇與困境。随着人文精神的世俗沉淪,在一個極度“媚俗”和崇尚物質消費的時代語境中,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詩歌盛況不再,孕育與産生詩歌的土壤發生了變化,世俗社會擊垮了世人的詩思,詩歌的邊緣化有不可避免的曆史因素。正因如此,許多詩人一旦精神理想與世俗社會沖突抵牾,當生理、心理、精神氣質與現實矛盾無法調和時,他們往往選擇以“自殺”的方式抛棄世界,企圖用最強硬的抗争姿态超越世俗,殉詩殉道。海子卧軌,顧城殺妻後自殺,戈麥跳河,徐遲、昌耀、陳超等詩人跳樓身亡,等等。新時期以來,中國詩人自殺事件層出不窮,令人心悸,無不昭示了當代詩歌發展的迷茫與困境。近些年來的“下半身詩歌”、“垃圾詩派”、“梨花體”和“羊羔體”等種種詩歌現象,引來口誅筆伐、非議一片,無不說明大衆對詩歌精英立場與高貴精神蛻化的隐憂,對“僞詩”、“非詩”的憤怒與失望。
人們不禁要問,當代詩歌爲何遭遇寒冬,淪落到這種地步?責任在誰?我們僅能責難這是一個沒有“詩神”的時代嗎?海德格爾曾說:“詩的本質是真理的确立。”的确,詩人
本來是社會良知的代表,是真理的堅守者與呼喚者,是時代強音的制造者。不出好詩與真詩,詩人當然難辭其咎。思想的膚淺、語言的蒼白,不加強藝術修養的錘煉,不擁抱激蕩熱烈的生活,更沒有“兩句三年得,一吟淚雙流”的苦吟精神,哪能寫出好詩?很多“詩人”以爲把漢語白話分行排列組合就變成了詩歌,悲哉。也有學者指出,當前詩歌的貧弱源于大衆媒介對詩歌功能的削弱。目前,報紙、網絡、電影、電視等傳播媒介改變了人們接受信息與閱讀文學作品的方式,影響了人們精神消費的行爲模式。尤其是智能手機的流行,使得人們發布微博、微信、短信等更爲方便,淺閱讀取代了深閱讀,流行文化元素擠壓了精英文化的傳播空間。曾經人們讀到一首精彩的詩歌激動不已,如今人們更願意轉發一些搞笑而又無聊的“段子”愉悅他人。批評家劉川鄂認爲:“在這個物質主義與消費主義的時代,财神取代詩神,腦筋急轉彎取代思想,潇灑取代浪漫,做x取代愛情,詩歌當然在文學邊緣化的最邊緣。”
可以說,大衆媒介催生的大衆文化逐漸消解與瓦解了詩歌提升人們審美品味的功能。當大量的官員詩歌和商人詩歌利用其特殊身份或利益鏈在媒介強勢推出時,甚至爆得大名大獎時,勢必打擊優秀詩人的創作和影響讀者對詩
壇的信心。讀者從各種傳播媒介中再也讀不到好詩與精品,除了失望和離開,他們還能做什麽?此外,還有第三種觀點認爲詩評家的失職與缺位加速了當前詩歌的衰敗。青年詩評家霍俊明曾在一次訪談中深有感慨:“很多批評家已經喪失了對詩歌的閱讀能力,對詩歌的新變和複雜的詩歌現場失去了關注、觀察和田野作業的能力。而在後工業時代,這些面孔又淪落爲欲望和金錢的風塵,成了官僚詩人、商人詩人的擡轎者和令人肉麻的吹鼓手。”詩評家原本應該是詩歌理論的先導者,是當代詩歌創作實踐的引路人,然而在浮躁的後工業時代和一個極度媚俗化的社會裏,很多詩歌批評已經失去了有效性和基本活力,并不能爲當下詩歌的發展帶來任何正能量。可見,我們不難發現當前詩歌遭遇困境的原因是多元、多樣的,諸如時代語境的攪和、詩人自身素質的下降、讀者群的變化、批評家的失職、文學市場的新變,等等外部環境與内在機制,不一而足,十分複雜。
但我們又不甘于承認“詩歌已死”。每一位愛好詩歌的人都心存願景,希望當代詩歌能重振往日輝煌,能“鳳凰”涅、浴火重生。那麽,當前詩歌應該如何突破瓶頸與困境,獲得重生呢?竊以爲,詩歌就是文學中的“陽春白雪”,是高雅和高貴的,詩歌創作必須拒絕媚
俗捍衛高雅,必須苦心經營排斥速成,必須擁抱生活心懷衆生。詩人應該是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蘊、真理意識、擔當精神和審美品位的人,他們能在價值失範、信仰迷茫、心氣浮躁的物質社會中耐得住寂寞,能在孤獨和清貧中爲世俗人生提供清醒的精神參照,指出自我反思與升華的心靈路徑。詩歌不是“俗物”,它具有關懷世俗生活的價值立場,承擔着對世俗精神雅化的價值功能。詩人隻有超脫名利、抵制浮躁,放飛自由的心靈,堅守詩人固有的精神家園,追求詩歌内在的審美品性,才能創作出具有“詩意、詩性、詩境和詩美”的好詩。不是什麽人都可以成爲詩人的,今天的新詩創作因爲門檻低,給很多急功近利者或欲以“詩人”美化身份的投機者提供了“玩弄文學”的機會。如果我們的詩壇和批評界對此不加抵制,那麽當代詩歌的複興則無希望。
誠然,當前詩歌走出困境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中國自古以來就是詩歌的王國,曆朝曆代從來不乏優秀的詩才。“千裏馬”安在,“伯樂”何在?建設與發展當代新詩需要“合力”,需要所有愛好詩歌的人共同努力,去發現人才,扶持詩才,并給當代詩歌創作一片應有的淨土,無論是官方抑或民間都不應苛責“詩人何爲”,而應積極做到“我爲詩有所爲”。
我們愛詩,更期待好詩
,相信當代詩歌将走出孤獨和冷寂,重振輝煌。
这是一个羞于谈诗的时代。曾几何时,“童子能解《长恨》曲”、“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写诗与读诗成为一种时代风尚。如今,人们心中景仰的对象早已不是“诗神”, 一个大学生见到“土豪”与“歌星”比见到一位诗人更容易激动了,送一部“iphone6”比写一首诗给心仪的女生更容易捕获她的芳心了。在物欲横流、娱乐至上、金钱第一的消费语境下,“诗神”的的确确让位给了“财神”。难怪评论家蓝棣之说:“八十年代一个清华的同学不懂诗歌会被笑话,而九十年代谁懂诗歌谁会被笑话。”是啊,当今的大学校园再也难觅到一位“诗神”了,喜欢诗歌的男生或女生往往被视为“异类”,学生们追捧的是“女神”、“男神”与“学霸”。整个社会都不屑于谈诗了,诗心泯灭了,“思财”更强烈了,人们关注更多的是创业与赚钱,是极端世俗化的物质人生。诗的神圣性和对诗人充满敬意的称呼仿佛成了遥远的记忆和恍如隔世的呓语。
这是一个不出“真诗”与“好诗”的时代。诗歌是人类最精粹、最华美、最动人、最有思想的语言艺术。然而如今,我们所看到的更多是“口水诗”、“垃圾诗”、“下半身诗”,大量的“伪诗”、“废诗”和“非诗”充斥原本逼
逼仄的诗坛,优秀的诗人凤毛麟角、精品力作难得一见。诸如“一只蚂蚁,另一只蚂蚁,一群蚂蚁/可能还有更多的蚂蚁”(《我终于在一棵树下发现》),以及“毫无疑问/我做的馅饼/是全天下/最好吃的”(《一个人来到田纳西》,这样的诗作平白肤浅,毫无诗意、诗境、诗思、诗美,要么是日常便条式的书写,要么纯粹是“大白话”,叫人如何不拒它?还有“与美丽丰满的/朋友之妻/在酒吧对坐……当时我满脑/都是肮脏的念头/几乎一直在想/要是能把/这个女人/抱上床/那该多爽”(《朋友妻》),这种赚人眼球的俗气之作彻底颠覆了诗歌的雅致与高贵。“口水诗”的庸常化、“下半身诗”的欲望化、“垃圾诗”的“崇低向下与粗糙放浪”彻底败坏了人们欣赏诗歌的胃口,将诗歌从圣坛推入地府,将原本爱好诗歌的读者击得溃不成军,使他们对当下诗坛产生抵触甚至敌对的情绪。
然而,在文学市场化的时代背景中,具有多重选择权的读者见不到好诗,就必然选择抛弃诗歌与诗人。曾经神圣的诗人头衔与光环已黯然失色,诗歌刊物遭遇生存性危机、难以为继,这早已是令诗坛尴尬的明摆事实。尤其是当大众文化以极强的娱乐性、快餐性和消费性,逐渐改变了人们精神消遣的方式以后,大量粗制滥造的“俗诗”与“恶诗”依然泛滥
诗坛,根本无法满足人们对诗歌的审美期待时,读者对当今诗坛选择“遗忘”将是必然的现实存在和长久趋势。
可以说,当代诗歌遭遇了空前的冷遇与困境。随着人文精神的世俗沉沦,在一个极度“媚俗”和崇尚物质消费的时代语境中,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诗歌盛况不再,孕育与产生诗歌的土壤发生了变化,世俗社会击垮了世人的诗思,诗歌的边缘化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因素。正因如此,许多诗人一旦精神理想与世俗社会冲突抵牾,当生理、心理、精神气质与现实矛盾无法调和时,他们往往选择以“自杀”的方式抛弃世界,企图用最强硬的抗争姿态超越世俗,殉诗殉道。海子卧轨,顾城杀妻后自杀,戈麦跳河,徐迟、昌耀、陈超等诗人跳楼身亡,等等。新时期以来,中国诗人自杀事件层出不穷,令人心悸,无不昭示了当代诗歌发展的迷茫与困境。近些年来的“下半身诗歌”、“垃圾诗派”、“梨花体”和“羊羔体”等种种诗歌现象,引来口诛笔伐、非议一片,无不说明大众对诗歌精英立场与高贵精神蜕化的隐忧,对“伪诗”、“非诗”的愤怒与失望。
人们不禁要问,当代诗歌为何遭遇寒冬,沦落到这种地步?责任在谁?我们仅能责难这是一个没有“诗神”的时代吗?海德格尔曾说:“诗的本质是真理的确立。”的确,诗人
本来是社会良知的代表,是真理的坚守者与呼唤者,是时代强音的制造者。不出好诗与真诗,诗人当然难辞其咎。思想的肤浅、语言的苍白,不加强艺术修养的锤炼,不拥抱激荡热烈的生活,更没有“两句三年得,一吟泪双流”的苦吟精神,哪能写出好诗?很多“诗人”以为把汉语白话分行排列组合就变成了诗歌,悲哉。也有学者指出,当前诗歌的贫弱源于大众媒介对诗歌功能的削弱。目前,报纸、网络、电影、电视等传播媒介改变了人们接受信息与阅读文学作品的方式,影响了人们精神消费的行为模式。尤其是智能手机的流行,使得人们发布微博、微信、短信等更为方便,浅阅读取代了深阅读,流行文化元素挤压了精英文化的传播空间。曾经人们读到一首精彩的诗歌激动不已,如今人们更愿意转发一些搞笑而又无聊的“段子”愉悦他人。批评家刘川鄂认为:“在这个物质主义与消费主义的时代,财神取代诗神,脑筋急转弯取代思想,潇洒取代浪漫,做x取代爱情,诗歌当然在文学边缘化的最边缘。”
可以说,大众媒介催生的大众文化逐渐消解与瓦解了诗歌提升人们审美品味的功能。当大量的官员诗歌和商人诗歌利用其特殊身份或利益链在媒介强势推出时,甚至爆得大名大奖时,势必打击优秀诗人的创作和影响读者对诗
坛的信心。读者从各种传播媒介中再也读不到好诗与精品,除了失望和离开,他们还能做什么?此外,还有第三种观点认为诗评家的失职与缺位加速了当前诗歌的衰败。青年诗评家霍俊明曾在一次访谈中深有感慨:“很多批评家已经丧失了对诗歌的阅读能力,对诗歌的新变和复杂的诗歌现场失去了关注、观察和田野作业的能力。而在后工业时代,这些面孔又沦落为欲望和金钱的风尘,成了官僚诗人、商人诗人的抬轿者和令人肉麻的吹鼓手。”诗评家原本应该是诗歌理论的先导者,是当代诗歌创作实践的引路人,然而在浮躁的后工业时代和一个极度媚俗化的社会里,很多诗歌批评已经失去了有效性和基本活力,并不能为当下诗歌的发展带来任何正能量。可见,我们不难发现当前诗歌遭遇困境的原因是多元、多样的,诸如时代语境的搅和、诗人自身素质的下降、读者群的变化、批评家的失职、文学市场的新变,等等外部环境与内在机制,不一而足,十分复杂。
但我们又不甘于承认“诗歌已死”。每一位爱好诗歌的人都心存愿景,希望当代诗歌能重振往日辉煌,能“凤凰”涅、浴火重生。那么,当前诗歌应该如何突破瓶颈与困境,获得重生呢?窃以为,诗歌就是文学中的“阳春白雪”,是高雅和高贵的,诗歌创作必须拒绝媚
俗捍卫高雅,必须苦心经营排斥速成,必须拥抱生活心怀众生。诗人应该是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真理意识、担当精神和审美品位的人,他们能在价值失范、信仰迷茫、心气浮躁的物质社会中耐得住寂寞,能在孤独和清贫中为世俗人生提供清醒的精神参照,指出自我反思与升华的心灵路径。诗歌不是“俗物”,它具有关怀世俗生活的价值立场,承担着对世俗精神雅化的价值功能。诗人只有超脱名利、抵制浮躁,放飞自由的心灵,坚守诗人固有的精神家园,追求诗歌内在的审美品性,才能创作出具有“诗意、诗性、诗境和诗美”的好诗。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成为诗人的,今天的新诗创作因为门槛低,给很多急功近利者或欲以“诗人”美化身份的投机者提供了“玩弄文学”的机会。如果我们的诗坛和批评界对此不加抵制,那么当代诗歌的复兴则无希望。
诚然,当前诗歌走出困境不是一朝一夕之事。中国自古以来就是诗歌的王国,历朝历代从来不乏优秀的诗才。“千里马”安在,“伯乐”何在?建设与发展当代新诗需要“合力”,需要所有爱好诗歌的人共同努力,去发现人才,扶持诗才,并给当代诗歌创作一片应有的净土,无论是官方抑或民间都不应苛责“诗人何为”,而应积极做到“我为诗有所为”。
我们爱诗,更期待好诗
,相信当代诗歌将走出孤独和冷寂,重振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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