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冬天，在京西賓館開會，好像是吃過飯出了餐廳，一位個子不高、身着灰色棉衣的老人向我們走來。旁邊有人告訴 我，這便是汪曾祺老。 當時我沒有迎上去打招呼的想法。越是自己敬佩的作家，似乎就越不願意突兀地認識。但這位灰衣老人卻招呼了我。他走到我的跟前，笑着，慢悠悠地說：“鐵凝， 你的腦門上怎麽一點兒頭發也不留呀？”他打量着我的腦門，仿佛我是他久已認識的一個孩子。這樣的問話令我感到剛才我那顧忌的多餘。我還發現汪曾祺的目光溫 和而又剔透，正如同他對于人類和生活的一些看法。不久以後，我有機會去了一趟位于壩上草原的河北沽源縣。去那裏本是參加當地的一個文學活動，但是鼓動着我對沽源發生興趣的卻是汪曾祺的一段經曆。他 曾經被下放到這個縣勞動過，在一個馬鈴薯研究站。他在這個研究馬鈴薯的機構，除卻日複一日的勞動，還施展着另一種不爲人知的天才：描述各式各樣的馬鈴薯圖 譜——畫土豆。汪曾祺從未在什麽文字裏對那兒的生活有過大聲疾呼的控訴，他隻是自嘲的描寫過，他如何從對于圓頭圓腦的馬鈴薯無從下筆，竟然到達一種“想畫 不像都不行”的熟練程度。他描繪着它們，又吃着它們，他還在文中自豪地告訴我們，全中國像他那樣，吃過這麽多品種的馬鈴薯的人，怕是不多見呢。我去沽源縣 是個夏天，走在雖然涼快，但略顯光秃的縣城街道上，我想象着當冬日來臨，塞外蠻橫的風雪是如何肆虐這裏的居民，而汪曾祺又是怎樣捱過他的時光。我甚至向當 地文學青年打聽了有沒有一個叫馬鈴薯研究站的地方，他們茫然地搖着頭。馬鈴薯和文學有着多麽遙遠的距離呀。我卻仍然體味着：一個連馬鈴薯都不忍心敷衍的作 家，對生活該有耐心和愛。一九八九年春天，我的小說《玫瑰門》讨論會在京召開，汪曾祺是被邀請的老作家之一。會上谌容告訴我，上午八點半開會，汪曾祺六點鍾就起床收拾整齊， 等待作協的車來接了。在這個會上他對《玫瑰門》談了許多真實而細緻的意見，沒有應付，也不是無端的說好。在這裏，我不能用感激兩個字來回報這些意見，我隻 是不斷地想起一位著名藝術家的一本回憶錄。這位藝術家在回憶錄裏寫到當老之将至時，他害怕變成兩種老人，一種是俨然以師長面目出現，動不動就以教訓青年爲 樂事的老人；另一種是唯恐被旁人稱“老”，便沒有名堂地奉迎青年，以證實自己青春常在的老人。汪曾祺不是上述兩種老人，也不是其他什麽人，他就是他自己， 一個從容地“東張西望”着，走在自己的路上的可愛的老頭。這個老頭，安然迎送着每一段或寂寥、或熱鬧的時光，用自己誠實而溫暖的文字，用那些平凡而充滿靈 性的故事，撫慰着常常是焦躁不安的世界。我常想，汪曾祺在沽源創造出的“熱鬧”日子，是爲了派遣孤獨，還是一種難以排遣的孤獨感是他覺得世界更需要人去撫慰呢？前不久讀到他爲一個年輕人的小說集所作的序，序中他借着評價那年輕人的小說道出了一句“人是孤兒”。我相信他是多麽不樂意人是孤兒啊。他在另一篇散文中記述了他在沽源的另一件事：有一天他采到一朵大蘑菇，他把它帶回宿舍，精心晾幹（可能他還有一種 獨到的晾制方法）收藏起來。待到年節回京與家人做短暫的團聚時，他将這朵蘑菇背回了北京，并親手爲家人烹制了一份鮮美無比的湯，那湯給全家帶來了意外的歡 樂。于是我又常想，一個囊中背着一朵蘑菇的老人，收藏起一切的孤獨，從塞外寒冷的黃風中快樂地朝着自己的家走着，難道僅僅爲了叫家人盛贊他的蘑菇湯？這使我不斷地相信，這世界上一些孤獨而優秀的靈魂之所以孤獨，是因爲他們将溫馨與歡樂不求回報地贈予了世人吧？用文學，或者用蘑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