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写赤峰红山的日记，从日本到赤峰——一本有着七十多年坎坷经历的书

在國内外出版的有關紅山文化衆多的圖書當中，有一本書的命運很奇特。
這本書出版的時間比較早：1938年用日文版出版的。但是漢文版卻在日文版出來後整整七十七年後才看到！這本書應該是研究紅山文化不可或缺的基本資料。然而大部分學者都不太願意涉及它。
這就是日文版的《赤峰紅山後：滿洲國熱河省赤峰紅山後史前遺迹》（簡稱《赤峰紅山後》）。
濱田耕作、水野清一執筆的《赤峰紅山後》書影，東亞考古學會刊，一九三八年（昭和十三年）九月十五日印行。
上世紀50年代赤峰城區。
新華小吃部裏來了一個中年人，他點了一份油炸糕要帶走。小吃部的服務員順手從櫃台下面一部又厚又大的書中撕下一頁，把油炸糕包好了送給了中年人。這位懂日語的中年人，回去邊吃邊看，豁然發現這部包裝紙原來是日文版《赤峰紅山後》。在那個年代經濟欠發達，大家都忙于生存的年代，對于赤峰市内研究紅山文化的人少之又少。中年人的發現不久也就被人淡忘了。
時光來到了1989年的赤峰。
那一年的5月11日，赤峰市與日本稻澤市成了友好城市，時任赤峰市市長的王鳳歧與日本稻澤市市長住田隆，在建立友好城市協議書上簽字并互換文本。稻澤市政府将日文版《赤峰紅山後》作爲貴重禮品贈送給了赤峰市政府。
赤峰市與稻澤市締結友好城市簽字儀式。
這樣稀有的日文版《赤峰紅山後》到上個世紀爲止，赤峰僅有三個人收藏了此書。他們分别是：劉曉欣、李俊義、崔英傑。
《赤峰紅山後》究竟是怎樣的一本書呢？。
1935年3月10日到30日，日本東亞考古學會組織了一支重量級專家組成的考察隊，來到赤峰城區紅山後進行調查挖掘。考古隊彙集了日本考古學界的頂尖人物，他們當中有東京大學人類學教授赤崛英三博士、旅順博物館主事島田貞彥、東京大學教授三上次男、國立中央博物館奉天分館館長三宅宗悅、東方文化研究所研究員水野清一等。甚至島村孝三郞也參與了。
參加紅山後考古發掘的全體人員合影（一九三五年于赤峰）。
日本人當年來赤峰考古目的，是從文化根源上印證東北亞在文明起源上就不屬于中國，爲自己對滿蒙的侵略找借口。由于當時有日本駐赤峰領事館和大和洋行在哈達街刺探的情報作基礎，還有日本軍部和日本企業的支持，考古隊員發掘和發現大量的出土器物和遺址。據日本人自己披露，這次挖掘行爲共獲得青銅器14件，陶器16件，骨器33件，玉石器380件。實際上日本人估測墓地分布面積至少有6000平，他們挖掘的面積是600多平，是否日本人手裏還有大量沒有公開的石器、陶器也很難說。因爲在清末赤峰本地人在紅山附近挖甘草，也挖過古玉，當時還不知道是紅山文化遺物，被稱爲高古玉。
日本人對紅山後史前文化遺存挖掘整整進行了21天，挖掘和發現的材料很豐富，有打制磨制的石器細石器，還有較完整可複原的彩陶器夾沙灰陶器，已經成爲以後多年認識這類遺存的主要依據。
日本考古隊在紅山後挖掘的陶器、石器。
在赤峰結束考古調查，經過整理研究，三年後即1938年，東亞考古學會主辦的《東方考古學叢刊》發表了《赤峰紅山後：滿洲國熱河省赤峰紅山後史前遺迹》，向世人宣布了赤峰紅山後發現新石器時代人類遺傳的重要信息。從此赤峰紅山後與古人類學、考古學、曆史學聯系在一起。《赤峰紅山後》遂成爲紅山文化的源頭、北方文化的搖籃。直到20世紀50年代初，尹達在編寫《中國新石器時代》一書時，正式命名爲“紅山文化”。
中國著名曆史學家、考古學家尹達。
對于這樣史學界有分量的書籍，上世紀末一直成爲赤峰民間收藏的熱點。紅山文化的學者（特别是赤峰人），也一直心心念念地想把這本書翻譯出版中譯本。
2015年經過漫長8年的準備，從策劃、選題、搜集資料，在赤峰學院李俊義博士等人的費心努力下，中文版的《赤峰紅山後》終于在赤峰問世了。
談到這本出書的經曆，李俊義寫道：。
二〇一五年七月，我從内蒙古大學蒙古學學院獲得史學博士學位後，回到赤峰學院工作。在内蒙古紅山文化學會會長、赤峰學院紅山文化研究院首席專家于建設教授的鼎力襄助下，我又與戴順先生等人商定，決定采取“衆籌”的方式，斥資編輯出版《赤峰紅山後》中譯本，我們的工作随即卓有成效地展開。
中文版的《赤峰紅山後》。
戴順先生與我在集中精力校改《赤峰紅山後》譯稿并詳加注釋（約十萬字）的過程中，發現仍有大量留白和可斟酌之處。于是，我們委托合肥工業大學工學學士、内蒙古大學曆史與旅遊文化學院候選碩士研究生李彥樸君，填充了上述日文譯稿之阙如（約八萬字），并請中央民族大學曆史文化學院博士生導師趙令志教授審訂；委托東北師範大學曆史學碩士、赤峰二中教務處幹事劉銀成君修補了上述英文、德文譯稿之不足（約五萬字），并請赤峰學院學生工作處副處長孫志永副教授、赤峰學院曆史文化學院碩士研究生韓麗娟君審訂。爾後，由于建設先生、戴順先生與我統稿（約五十六萬字），由張阿泉先生與赤峰市敖漢旗博物館原館長邵國田副研究員、赤峰市原烏丹師範學校高級講師範郁林先生、赤峰學院曆史文化學院崔岩勤副教授、赤峰市紅山文化學者辛學飛先生、内蒙古散文作家王國元先生審訂。
赤峰學院李俊義博士。
應筆者之請，赤峰市政府原市長、内蒙古文化廳原廳長、著名書畫家、詩人高延青先生欣然爲本書題寫書名，以增光輝。于建設教授與張阿泉先生爲本書撰寫序文，而壯聲聞……。
中文版《赤峰紅山後》出版發行後，赤峰文化學者見到這本書之後，既對日本人考古的專業、嚴謹感到驚訝和佩服，也對當時積貧積弱的中國人自己未能發現這種重大的考古遺存而感到遺憾。特别是日本考古學家對紅山後考古挖掘的時間，正是赤峰被日本占領稱爲“滿洲國”那樣一個特殊的時代。
對于這一點赤峰人張阿泉先生這樣寫道：。
截至目前，國内外有關紅山文化的研究專著已出版甚多，濫于赤峰本土的紅山文化（紅山文化因首次發現于中國内蒙古赤峰紅山後而得名），名副其實地成爲赤峰地區最具代表性與招牌性的頂級文化類型，可以說“提起紅山文化，就是提起赤峰”。然而作爲紅山文化研究之“開山”，早在1938年即公之于世的日文版《赤峰紅山後》考古報告，在漫長的時間裏，竟遲遲沒有出現中譯本，不得不說是奇怪的事。我揣摩，國内專門研究紅山文化的某些知名學者不可能越過或繞過這本“打底”的必讀書，欲“必讀”而又日文，想來知名學者們一定日文水平很高，可直接研讀日文原著，而悶聲不翻譯的原因大約有二：一是忙于“立一家之言”，無暇做翻譯苦差；二是爲了信息資源獨享，不願與他人分享；可能還有一種情況，就是既不懂日文也堅決不參考日文版《赤峰紅山後》。
赤峰紅山遺迹鳥瞰圖。
由日本東亞考古學會編輯出版的日文版《赤峰紅山後》雖被中國學術界冷落多年，但其獨有的學術價值毋庸置疑。以濱田耕作、水野清一這兩位日本考古學家爲首的日本考古團隊在1935年對“瀕臨損毀”的紅山後古遺址進行的這次“搶救性”發掘，采用了當時世界上先進的“體質人類學”一路治學方法，獲得了大量第一手珍貴的考古資料。1955年，中國考古學家尹達先生正式提出“紅山文化”這一概念，而實質上紅山文化研究從1935年就“深度”開始了，日文版《赤峰紅山後》向外界公布了紅山文化（即該書副題所示“滿洲國熱河省赤峰紅山後先史遺迹”）的存在。記得民間有一句戲說叫“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卻在日本”，這裏也可再克隆一句“紅山在中國，紅山文化研究卻在日本”。這當然也是戲說，不值得争辯，但道理還是有的，至少說明日本學者對紅山文化的研究起步比中國學者早。一門學問往往博大精深，不可能輕易被某一次發掘活動、某一本考古報告所窮盡，但“搶占先機”從來在“以發現爲第一要務”的考古行當中極具競争力。
梁思永先生。
其實迷人的學問都是世界性的“公器”，譬如蒙古學、匈奴學，國際上有幾十個、上百個國家的學者都沉醉其中，樂研不疲，這也是衡量一門學問是“真顯學”還是“僞顯學”的重要标準。學術無國界，考古無國界，它像陽光普照大地一樣爲全球人服務，實不必在意好東西、好貨色究竟是出自哪國學人之手（錢鍾書先生有“你如果覺得雞蛋好吃，何必非要認識那隻下蛋的母雞”一句幽默，這裏也可“篡改”成“你如果覺得雞蛋好吃，何必非要計較那隻下蛋母雞的國籍”）。放下其他因素和背景不談，僅從學術角度講，面對日本學者在1938年就奉獻出來的這本高規格紅山文化考古報告，我們的中國同行心裏應懷一份“見賢用齊”的敬重。
以蘇秉琦，郭大順等學者爲傑出代表的紅山文化研究，目前不單是赤峰顯學，更是國際顯學，越是顯學其基礎工作越要做紮實，及時譯介國外有關紅山文化的經典學術著作便是基礎工作之一，這方面我們做的還很不夠。日文版《赤峰紅山後》考古報告在問世七十七年之後，今天終于有了優質中文本，從此紅山文化研究的“中文學術著作拼圖”會更完整一些，這是嘉惠學林的一件盛事，而這件盛事的發起就源自赤峰學院的李俊義博士。
梁思永先生繪制的英金河對岸北沙坨子地形地貌圖。
在日本考古隊挖掘之前，我國老一輩著名考古學家梁思永先生于1930年，懷着一顆赤誠的愛國之心和探索中華民族起源的強烈願望，克服戰亂、鼠疫、交通不便等種種困難，毅然赴黑龍江轉道通遼入熱河境内。經過開魯、天山、林西、經棚到達赤峰。梁思永先生在赤峰英金河北岸和英金河南包括紅山嘴（紅山前）在内的沙窩中進行考察，并采集到了細泥紅陶片、夾砂灰陶片、新石器、打制石器、骨器及青銅器等遺物。1934年8月，梁思永先生完成了《熱河查不幹廟林西雙井赤峰等處所采集之新石器時代石器與陶片》的調查報告。梁思永先生已注意到燕山南北長城地帶作爲南北文化接觸地區的重要性。可惜的是由于戰火原因，梁思永先生中斷了考察。
梁思永先生是第一位來赤峰紅山實地研究考察的中國學者。
本文根據《赤峰紅山後》《紅山文化》等資料綜合整理。
作者：風瞬作者團—閱江湖。
本文爲原創轉載須經作者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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