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难识知己

　　我與評彈大家蔣月泉先生相識在六十餘年前，相知則始于“文化大革命”。

　　

1967年下半年，我來滬處理完女兒下鄉事，返回蘇州前，走在吳江路泰興路口（當時該處較僻靜），聽得有人在背後叫了聲：“徐同志！”回頭一看，正是月泉先生。我見他面容十分憔悴，所以回打招呼後，馬上追問一句：“你身體好嗎？”他答道：“身體倒還好，就是最近中央有位領導（事後才知此人是江青）點名說我的蔣調是靡靡之音。所以團裏準備開展對蔣調的批判，還要我在會上作檢查。我對蔣調爲什麽是靡靡之音還認識不透，所以這篇自我批判稿實在寫不出來……”接着他面露企求之色，對我道：“徐同志你筆頭了得，阿能幫幫我完成這篇檢查稿？”我頗感爲難，向他解釋：“我雖是蔣調迷，但至今也沒有感覺到蔣調中有靡靡之音的成分，所以也實在寫不來啊！”他聽後頗感失望，不時地搖頭歎息。我見之覺得很不忍，便輕聲對他說：“你如果單分析自己的蔣調爲什麽是靡靡之音，從這種似是而非的理論角度來檢查，是既寫不深又表達不透的，肯定難以通過。你隻有寫過去自己聽到别人說蔣調是評彈中最受歡迎、流傳亦最廣的唱腔後，總是自鳴得意，沾沾自喜，現在一經領導與同志們的揭發批判，認識到蔣調确是毒害與麻痹人民革命意志的精神鴉片。同時也更進一步認識到由于它流傳廣，也就流毒最深，危害亦最大。自己作爲這一流派唱腔的炮制者，也就是人民的大罪人……一頂頂大帽子往頭上扣，或可得到領導的認可而順利過關。”他聽後臉上馬上露出了笑容，頻頻點頭說：“這好寫，我就從這角度來檢查！”接着他壓低嗓門，微笑着對我補上一句：“聽說你過去做過律師，難怪動得出腦筋。”我心想自己回蘇州後，也将面臨好幾場批判會，怎樣才能過關，心中還沒有數呢！對他的誇獎隻得報以慘然的苦笑。

　　兩年後我又遇到了月泉先生，他笑着告訴我，當時他按照我的點子，作了極爲“深刻”的檢查，總算很快過了關。當時在這種形勢下月泉先生能将這樣大的事來求助于我，而我亦膽敢幫他出這種點子，說明我倆的友情已升華到相知的階段。這正應着“患難識知己”之古訓。

　　“四人幫”粉碎後不久，許多著名老藝人相繼在電台、電視台甚至劇場内亮了相，卻一直未見月泉先生重新登台的消息。我問他爲什麽不出來表演一場呢？他說因“文革”期間辍演多年，發音已乏共鳴聲，目前正在加強鍛煉，并表示待恢複後一定要大唱特唱，再次将正宗的蔣調奉獻給喜愛他的聽衆們。的确，他在這時期練唱的強度很大，不僅在團裏練、家裏練，有時在星期天上午還拿着三弦到我家，一練就是半天。一日，著名京劇言派老生李家載先生來訪，正好遇到月泉先生在我家練唱。待月泉先生練畢回家後，家載兄板着臉對我講：“這種好事怎麽不給我打個招呼，不然我可約一些熱愛蔣先生的朋友一起來共飽耳福啊！”我忙制止道：“如果在朋友圈裏傳開來，我的陋室将被擠塌。你來聽我歡迎，但切勿外傳！”家載兄會意一笑：“知道了，我不會講出去的。”此後他便成爲來我家聽月泉先生練唱的常客。後來我在舊貨店淘得一台破舊的盤式錄音機，但因當時要憑單位證明才能購得錄音空帶，所以竟未能将月泉先生的練唱錄下來，實是可惜。

　　一次，月泉先生看着我那台破舊的錄音機問，是否有楊寶森的錄音帶？我告訴他，漏抄（指“抄家”）的錄音帶中就有兩盤是楊寶森的。他要我馬上找出來放給他聽。開始是一盤一盤聽，後來是一段一段輪番聽，最後竟是一句一句反複聽，有時還跟着哼唱起來。這種認真勁，我一看便知他正從這久違的楊派唱腔中汲其精粹來豐富自己的藝術。一連幾個星期天上午，月泉先生都沉浸在我這兩盤楊寶森錄音帶裏。

　　月泉先生的高足王柏蔭兄之愛婿吳越人世兄，知道太老師酷愛楊派京劇藝術，便通過我約請楊派傳人汪正華先生夫婦與月泉先生伉俪，在他開設的“吳越人家”面館聚晤，共同切磋楊派藝術。席間談及方言與中州韻發音話題時，我向月泉先生讨教：“昆曲中的‘郡’（Jun）字是發去聲，而先生在《戰長沙》開篇中的‘抵那長沙郡’的‘郡’是發平聲，是否有意偏重吳方言的發音？”月泉先生靜思後說道：“承蒙指出，是我唱倒啦！”這一下弄得我頗爲不安。席散後月泉先生拉着我的手說：“這‘郡’字平、去聲發音極易混淆，我想将‘長沙郡’改成‘長沙城’好嗎？”我馬上說：“既然原來的錄音與其他演員都唱平聲，已成規範，不必改了！”月泉先生聽後嚴肅地說：“既然發現了錯誤，就得改正呀！”但因月泉先生當時年事已高，此後也沒有機會再正式錄音予以糾正。但通過這事，說明月泉先生對自己的要求極爲嚴格。他對藝術一絲不苟的精神，值得我們每個文藝工作者學習。

　　1985年月泉先生定居香港，每次回滬總要約我相聚詳談。1999年他在香港不慎摔折股骨，翌年回滬入住華東醫院療養，我曾多次前去探望。月泉先生每見到我，都顯得異常興奮。我怕影響他的健康，便“吓”他說：“你這樣激動，我下次不敢再來看你啦！”月泉先生笑答曰：“我不是激動，而是高興，高興有利身體健康，你應多來看我才對呢！”月泉先生雖在病中還是那麽風趣幽默。

　　2001年8月下旬，我接到潘聞蔭兄電話，得知月泉先生不思飲食，再度入住華東醫院。我與聞蔭兄約定第二天同去探望，一進病房，覺得月泉先生雖較過去消瘦，但精神還是不錯。他對我們又說又笑，問這問那，一點也看不出重病纏身的樣子。向他告辭時，他突然伸出雙手分别拉着我與聞蔭兄的手，語重心長地說：“你們都是古稀之人了，亦應多保重身體呀！”我從未見他有這種依依不舍的表情，一絲不祥的預感閃過我的腦海。

　　8月29日，正是我探望月泉先生後的第三天，午睡醒來，一直感到心悸不安。晚飯前突然電話鈴聲大作，我拿起聽筒，傳來聞蔭兄之哭泣聲，并嗚咽着告訴我，月泉先生突發腦梗阻，經搶救無效，于當日下午四時半左右離世而去。聞此噩耗，我的眼淚頓時奪眶而出，淚眼模糊地注視着書桌上那幀月泉先生的演出照，耳邊仿佛又響起他那委婉動人的《梅竹》開篇：“……梅探竹，竹愛梅……”

　　月泉先生離開我們已有十五個年頭，但回憶起每次與他的交往，都猶似發生在昨天。藉月泉先生誕辰九十九周年之際，特選此幾則片段囑表弟臧增嘉代爲整理成文，以資紀念。